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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1947年—），哲学家、作家。徐友渔出生于四川成都，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正在读高三，参加了当时成都地区最有影响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 并成为其骨干。1977年高考恢复后徐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员，至2008年退休，这期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等访问和任教。 徐友渔最初的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1989年六四事件后转而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出版过多部著作。 1988年，徐友渔起草并同其他学者一起向中央提交要求释放民主活动家魏京生的请愿书，1989年参与六四抗议活动，2008年签署《零八宪章》。2010年6月，徐友渔参与发布《公民承诺》倡议书，是后来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2014年5月，徐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传唤和刑拘，同年6月5日获释。2014年，徐友渔获瑞典人权奖项奥洛夫·帕尔梅奖。2015年，徐友渔移居美国，目前在纽约新学院任驻院学者。

严家其 (1942—），又名严家祺，是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前政治改革者以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还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和多产的作家。严家其的职业生涯横跨学术、政治活动和宗教领导领域，集中于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人权和民主变革。 严家其出生于黑龙江省，早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专家。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运爆发时，严家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积极参与并支持学生运动。他参与了由《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组织的座谈会，公开表达了对学生抗议活动的支持，并认为这一运动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在六四前夕，严家其帮助动员了知识分子和学生参与绝食行动，并于5月13日晚和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张贴了《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加入声援学生的行列。5月14日，他与其他11位知识分子联合发布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呼吁》，要求政府承认这场抗议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并支持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此后，严家其和鲍遵信成为“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召集人，发布了《五一六声明》和《五一七宣言》，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支持。 镇压发生后，严家其被列为通缉犯，在“黄雀行动”的帮助下逃至香港，之后又前往法国巴黎，成为新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严家其从法国移居纽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严家其著作丰富，涉及中国政治、民主、人权等多个领域。他的代表作包括《普遍进化论》、《跨越时代的旅行——宗教·理性·实践三者的访谈记》、《四五运动记实》、《漫游历史和未来——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考察记》等。2019年，他出版了《国家首脑终身制》，提出了全球货币和账本系统的理论，挑战传统的金融理念。 在他晚年的工作中，严家其始终致力于揭露六四事件的真相。在2019年一场访谈中，他表达了希望他昔日的同事王沪宁能够帮助恢复六四的真相，并指出：“我希望他能为中国、香港、六四恢复真相作出贡献，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中国的问题，他个人也都会出现新的问题。” 严家其的一生集中于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提倡人权和自由，并呼吁恢复被压制的历史真相。他坚信，“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要有尊严、有希望、有快乐。人生最基本的底线就是要有希望。” 目前，严家其与妻子高皋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杨继绳（1940—）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是中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并长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评论的写作。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话语。 杨继绳于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1966年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杨继绳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担任记者，并迅速在报道中展现出对社会与政治深刻的洞察力。上世纪70年代，他撰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如《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和《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通过这些文章展示了他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敏锐关注。 在新华社的几十年间，杨继绳积累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报道经验。他曾任《经济参考报》编委兼理论部主任、《新闻出版中心》主任以及《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务。此外，他还担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务。1984年，杨继绳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并于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杨继续在评论和学术领域活跃，他参与了《中国改革》、《中国企业家》、《方法》等多家杂志的编辑工作。2003年初，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杨继绳的学术和评论作品涵盖了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变革及其历史记忆等多个领域。其中，《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于2004年底在香港出版，公开了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的亲身采访资料，包括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三次访谈。由于赵紫阳生前承诺这些访谈内容不会公开，直至赵病重时才得以发表。这本书不仅提供了对改革年代的深刻反思，也揭示了许多当时政治权力斗争的内幕。杨继绳通过书中对赵紫阳的描述，不仅展示了这位改革派领导人的政治立场，也为读者呈现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的激烈斗争。 另外，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堪称其最具震撼力的著作之一。该书首次详尽记录了中国大跃进时期的饥荒，揭示了毛泽东政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杨继绳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和亲历者的证言，描绘了约3600万中国人因饥荒和暴力政策死亡的惨烈景象。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一度被禁，但仍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并赢得了诸如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除了《墓碑》，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也展示了他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深刻理解。这本书详细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重点分析了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调整。杨继绳通过独到的视角，评估了中国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遇到种种瓶颈。 在谈到中国的改革和未来的走向时，杨继绳在采访中提出：“权力不属于多数。有权力和没权力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差别，不公平。通过三十年改革，蛋糕做得很大了，这个蛋糕的分配很不公平。有权的人拿到了很大的、很好的部分，没有权力的人拿到很少一部分。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形成的制度叫做权力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是市场经济，但是是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市场经济。在权力的控制下，市场是扭曲的，也不是完善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公平。有权力和没权力的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很大差别，导致社会很不和谐，所以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要维稳，都是由于社会不和谐、不公平造成的。” 延伸阅读：<a href=”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nyrb-china-archive/finding-facts-about-maos-victims”>张彦对杨继绳的采访</a>

杨显惠（1946年—），作家。杨出生于甘肃兰州。1965年读高中期间，杨上山下乡，1971年以工农兵学生身份进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毕业后在甘肃当过中学老师，后来到河北在盐场当过党委秘书和宣传科干事，1988 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 杨写作出版过多部关于反右运动和大饥荒的小说，包括《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通过搜寻采访大量当事人以及结合其上山下乡期间的经验写成，曾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经济学家。杨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在湖南长沙长大。杨的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1959年因为支持彭德怀、反对大跃进而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获平反。文革爆发后，杨的父母因支持刘少奇和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读高中的杨因此成为“黑五类”子女，后加入反对血统论的造反派组织。1968年，杨写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系统性提出了极左派主张，批判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主张建立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杨因此在看守所被关押一年多，后于1969年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押送到湖南一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杨后来将这十年的经历写成了《牛鬼蛇神录》一书。 杨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受《资本论》启发决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后在监狱里学习探索经济学。1978年出狱后，杨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杨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宣布撤销对杨的反革命判决。同年，杨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0年，杨被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93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2004年7月7日，杨因病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去世。 杨在经济学上突出成就在于提出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以此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曾于2002年、2003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

姚监复（1932年10月9日—），生于南京，父亲为国民党军官，淮海战役中参加起义；母亲为小学教员。姚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工程师。大饥荒期间，姚被派到山西文水刘胡兰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亲眼见证农民的悲惨境况。文革期间，姚一家全体遭批斗，姚的母亲被红卫兵打死，父亲自缢。姚本人由于被揭发出曾有对江青不敬言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南劳改农场，文革后平反。1982年，姚被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92年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直到退休。2003年，姚曾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作协作研究员。 姚关注公共事务，常就中国时事发表评论。他多次采访过被软禁的赵紫阳；他还曾采访过八九学运期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并于2012年出版了该谈话记录《陈希同亲述》。 2014年4月，记者高瑜因曝光涉及“七不讲”政策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而被当局以涉密罪名抓捕，姚被同案批捕后取保候审，但并未获得完全自由。据悉，姚目前在养老院生活，但仍然受到严密监控。

印红标（1951—），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方向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职读研并获得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现已退休。印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特别是文革史。他的博士论文以文革为主题，后来扩充为专题著作《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印还发表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等论文。

遇罗克 (1942-1970)，工人，写作者。遇罗克父母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因此成为“黑五类”子女，几次高考成绩达标却不被大学录取。他务过农、做过代课教师等临时工，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文革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一文，驳斥认为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发展的血统论，主张出身对个人表现的影响很小，批判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行为，并指出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篇文章于1967年1月在由遇罗克胞弟遇罗文和学者牟志京创办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发表。遇罗克后来还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围绕出身问题在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该报传播范围很广，在当时造成很大影响。该文后来认定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7岁。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为纪念遇罗克，其亲友以及中外学者和人权活动家于2009年在北京通州的宋庄美术馆为遇罗克树立雕像，后因越来越多人前往送花悼念而被拆除。其他纪念遇罗克的民间活动也常常受到阻挠。

张伯笠（1957年—），祖籍山东，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基督教牧师，八九民运学生领袖。 张伯笠在黑龙江省望奎县读小学和中学，后在绥化师范学院和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习，并在铁路工程报社担任记者，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作品，如《成功者说》、《哈木哈木》、《通向大海之路》等。198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并在1989年4月15日将悼念胡耀邦的诗《长相思·雨夜送耀邦》贴在北大三角地。他与王丹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生第一次悼念胡耀邦的游行，并参与起草了《请愿七条》。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期间，张伯笠担任天安门学生绝食团的副总指挥和宣传部长，并在戒严令宣布前一小时，代表绝食团指挥部宣布结束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抗议后期，张伯笠成为天安门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和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六四镇压后，他被列为通缉犯并逃到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躲藏，被一名基督徒收留。后来，他逃亡苏联，但遭到拒绝并被遣返回中国，再次藏匿在黑龙江的荒原，期间妻子离他而去。张伯笠是当时唯一未被抓捕的六四通缉犯，成功在国内潜伏了两年。 1991年，张伯笠通过秘密渠道逃亡香港，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获得批准后流亡美国。1991年7月，他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访问学者，并成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随后因患肾衰竭，在美国接受治疗，后来转至台湾荣民总医院。期间，他皈依基督，并出版回忆录《逃亡者》，该书被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Escape From China》获美国华盛顿邮报最佳图书奖。 张伯笠在1993年参加了海外民运人士组织的华盛顿大会，并当选为民主中国联合阵线组织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国之春》杂志总编辑。1995年，他奉献传道，并进入惠顿大学学习神学，后于1997年进入洛杉矶台福神学院，获得道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福音会研究员，师从赵天恩博士。 2001年，张伯笠被按立为基督教牧师，并于2002年在华盛顿特区郊区开创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他随后还在新加坡、纽约、费城、洛杉矶、悉尼等地开创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并于2018年获得林肯基督教大学教牧神学博士学位。 张伯笠热心布道，创办了华夏布道团和华夏福音神学院，至今已有三百多名毕业生在全球各地的教会服事。他现任美国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总会主任牧师、北美华夏布道团主席及美国华夏福音神学院院长。

张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作家、编辑，政治犯。 张春元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 7 岁时母亲去世，他曾向友人倾诉遭遇继母虐待。13 岁离家出走后，他曾在当过汽车修理工学徒，1948 年 16 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在江汉军区和第四野战军（朝鲜战争爆发后改为志愿军）担任汽车驾驶员和技术员；1950年出国作战，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因抢救汽车而负伤；1955年回国，在湖北省农业厅工作。 1956 年，他考入兰州大学。从那时起，他开始对当局感到失望。他原以为大学会有一个宏伟的图书馆，却发现大多数书籍都被锁了起来，兰州大学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儒家经典，遑论前沿期刊了。教学质量更是糟糕，100 名学生只有一名讲师。 大鸣大放期间，张春元对学校提出批评，指出其图书匮乏和教学质量低下的问题，他因此 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在那里，他和兰州大学的其他右派学生，包括他的女友谭蝉雪、向承鉴、苗庆久和顾雁，亲眼目睹了大饥荒造成的后果。为了揭露大饥荒真相，他们决定出版一本杂志。张春元还曾专门前往苏州与诗人林昭会面，说服她允许他们在杂志上出版她的长诗《海鸥》和《普罗米修斯的一天》。回到天水后，他和其他学生想办法弄到一台油印机，自己雕刻钢板，印出了《星火》杂志，张春元也贡献了几篇文章。 学生们普遍认为张春元是《星火》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60 年 9 月 30 日，他与其他学生以及数十名认识并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被捕。为了越狱，张春元故意绝食，于1961年7月被送到劳改医院，8月10日晚上成功从医院逃脱，于9月6日再次被捕，并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于1965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1970 年 3 月，张春元因与同情学生的武山县党委书记杜映华互通信件，被再次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罪名判处死刑，两人于 同月22 日被处决。 临刑前三天，张春元向一个叫王忠义的狱友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并让他帮忙找到谭蝉雪，告诉她两句话： 第一，我对党、国家、人民无愧，遗憾的是不能陪她走完人生的道路。第二，她一定要好好活着，前途是光明无垠的！ 1981年，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为张春元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