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片记录了作家张先痴怎样从一个军人成为一个囚犯，又成为一个独立思想作家的经历。这个经历和思想历程正如俄罗斯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片名取自张先痴的书名《格拉古轶事》，带领观众走进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位于四川的一处劳改营。那里呈现了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和鲜为人知的惨烈历史。片长42分钟，拍摄于2012年。

本书是一组研究1958至1961年大饥荒期间甘肃社会经济情况的系列研究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五篇考证研究文章，记录了大饥荒期间甘肃人民的悲惨境况。书中提到，甘肃省委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当地确有发生人相食事件。这些研究还揭露了当地一系列大跃进措施，如滥建水利工程、虚报粮食产量、大办公共食堂造成浪费，误导饥民吃树皮泥土等，并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第二部分收录了反映当时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是支撑作者研究分析的证据，包括甘肃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以及甘肃省向中央提交的多份工作报告等。除此之外，书中还附有当时报纸上登载的关于大跃进的新闻、宣传画以及照片。 本书是由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著的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出版于2002年，主稿武文军，主审王家珞。兰州市政协出版该书具有特殊意义，表明其对于独立史学家的大饥荒观点持支持态度，即该饥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超官方历史记录。武文军和王家珞还合作编写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 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已收录于本档案馆）。该系列共23辑，公众目前可以在兰州市政协的网站(https://www.gslzzx.gov.cn/col/col11760/index.html)上看到除第20辑和第22辑外的所有文章。

本文作者陈峰，出生于1962年。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的三家大队黄四冲。据他的记录，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亲人和亲戚，大家族里不完全统计，饿死57人。

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环江县是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县，居住着多个民族。当地是产粮大县，原本有着丰富的资源。1958年，当地官员迎合大跃进的狂潮，“放卫星” 的次数是全国同类事件中最高的。环江县将粮食产量夸大至实际产量的三倍。为完成高征购，县里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实行饿死人也不开仓救济的政策，结果造成了全县大范围的饥荒。环江县人口大约15万人，预计饿死的农民有5万人左右。 这篇文章用具体数字和历史细节完整描述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粮食卫星是怎样制造的，基层政权如何一步步制造出虚假的粮食数字，而上层领导又是如何助长这样的风气。从中可以看到大跃进政策的具体发生过程，对了解当时基层政权的运作具有参考价值。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作者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该文是作者就此书出台前后的情况所作介绍。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据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管中村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本文记录了381名死难者的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该文作者何学嘉，四川崇庆县高中语文教师，现已退休。他的家乡何家坝，在四川省崇庆县。该县地处都江堰自流灌区，有“天府之国”“上五县”之称。作者忆述了他在大跃进时期亲眼所见。当时，何家坝全村21家130人中，17户人家有人饿死，共死亡32人，另有一人被丢弃，一人被送给他人，死亡者中包括作者自己的父亲。而临村四大队八队，人口死掉一半以上。该文记录部分死难者饿死的情形，并提供了死亡人口名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共有72人饿死。作者吴永宽亲眼目睹了父亲和乡亲们的死亡。他的儿子吴晔搜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册，读者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小村子里有58％的人被饿死，其中又有63％绝了户。

甘肃镇原县早在1957年就出现饿死人的状况，但当局认为粮食问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捣乱，并制造特大冤案，全县至少有1650人受到株连。本文由中共镇原党史办公室发表于《百年潮》杂志。本站转载自“大饥荒档案”网站。

70余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ＡＢ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高华此文要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何要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发起“打ＡＢ团”？毛为大清洗寻找的依据是什么？大恐怖与建立新社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毛在掌握中共实权后不再采用“打ＡＢ团”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

1959年，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目睹了饿殍遍地、同类相食的悲剧。在历史系学生张春元的带领下，一些学生一起创办了地下杂志《星火》，希望人们意识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所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学生们用当地一个老砖瓦厂留下的一台油印机，自己刻钢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 《星火》第一期共三十多页，包括九篇文章和林昭的一首长诗。作者们通过讲述和分析他们所目睹之农村现实，反驳当局将大饥荒归咎于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强调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对其他阶层的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用宙斯喻指毛泽东及其专制，赞颂盗取自由火种的人们。学者艾晓明<a href="http://www.sanxiatansuo.com/index.html?index=view&vid=10821">如此描述</a>《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思想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学生们计划将杂志寄给各省市的领导人，以警醒当权者纠正自己的错误。1960年9月30日，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武山、天水的参与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认识和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参与者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执行死刑；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因与这些学生有过交流，被判刑五年，后被处决；林昭被拘留于北京，后也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如顾雁、谭蝉雪、向承鉴等则都被判处重刑。 90年代以来，为了重新恢复这段历史记忆，谭蝉雪投入大量心血搜集相关资料。她曾奔波于兰州、天水一带，为了寻找当时的案卷。在多次尝试与碰壁之后，终于在武山县法院找到被当作“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罪证来保管的《星火》原稿和其他资料。 我们希望寻找志愿者协助将《星火》翻译成英文。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广东两阳县,1958年由阳江、阳春两县合并而成。本文叙述两阳县浮夸风和饥荒的来龙去脉。

至今在中国，始终有人试图否定1960年曾经发生大饥荒，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但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似乎看不到农民抗争的相关记载。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搜集事实，以证明农民反抗的存在。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 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

该文作者的家乡是四川省官田坝四队，他亲历了大饥荒，目睹了一个个乡亲因饥饿而死去。他记录下了人们在大饥荒中为了生存如何挣扎，并记录下一个个被饿死的人的名字，希望后世永远铭记。

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5个月内全县共饿死者超过12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作者参加《湄潭县志》编纂，阅读了有关史料，整理成本文，再现真实历史，供后人借鉴。

王年一是中国国内的文革史专家。他比较早地提出林彪叛逃是受毛泽东逼迫。这在中国长期是被视为禁忌的观点。

“1961年农历二月间，解散公共食堂，对社员的房屋、猪圈作了赔退，划了自留地，供应了口粮，我们才逐步度过难关。有的说，要是再办几年公社食堂，不晓得还要死多少人。“这是四川营山县一个农民的亲历和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