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由宗凤鸣记述，李锐、鲍彤作序。记述者宗凤鸣是赵紫阳的老战友，1990 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离休，从1991年7月10日到2004年10月24日，宗凤鸣以气功师的名义探访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 6号的赵紫阳，和赵紫阳进行了上百次的密谈。本书记述了这些私密谈话，内容非常丰富。赵紫阳谈到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谈到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谈到了对毛泽东、邓小平的评价，谈到了对江泽民、胡锦涛的批评，谈到了中美关系、苏联问题和台湾问题，还对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上海是文革发动的地方，上海文革则是中国十年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本书则是关于上海十年文革的一本重要著作。有书评称：“李逊此书是迄今为止关于上海文革最详尽的叙述，虽然还可以有其他的角度，但就政治史而言，基本的构架已经完整，而就文革的研究和评价而言，离开了上海文革，几乎就失去了理解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本书于2015年由牛津出版社出版。 附出版社购书链接如下： https://www.oupchina.com.hk/zh/general-interest/humanities/archives/2014/24_shanghai-cult-revolution

1959-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这一灾难中到底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官方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相关数字。 金辉的这篇文章旨在希望可以从具体史实和证据出发，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 根据中国权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公开数据，金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死亡人数约为4060万人，这与国外学者的估计大致相符，国外学者估计死亡人数为4500万人。 本文发表于1993年的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文章收录于“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s://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20901a.htm。

本书作者以亲历者身份，阐释了1956~1966年中苏论战前后的两党关系以及中苏论战的主要过程。中苏关系自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上台，围绕着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关系，与“帝国主义”关系，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及民族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中苏交锋。作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作者讲述了一个他所知的历史真相。本书最初于1993年在大陆出版。

本书作者丁抒是一名旅美中国学者,该书于1991年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是有关中国大饥荒的第一部专著，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后来增订再版。本书从合作化运动讲到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放卫星大刮共产风；再讲到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及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作者收集了大量史料，在详细的考辨中描述了这场大饥荒的状况及其成因与后果。本站所分享的本书电子档来源于中国博客“编程随想”的网站。

《金桥路漫》是张大发先生对于三年大饥荒时期“通渭问题”的调查报告结集。195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通渭因饥饿及其相关因素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达到了全县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在通渭工作多年，并在后来参与主持编写新《通渭县志》的张大发先生，走乡串户访问村民，记录了通渭饥饿时代的故事，并于2005年通过定西市作家协会内部出版了本书，抢救了这段历史。

该书是关于1958-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研究分析，其中记录了大饥荒期间老百姓的境况，反思了发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并总结了经验教训，直接批判了当时罔顾经济规律、阶级斗争至上的作法。作为一个体制内机构，兰州市政协编印该书具有特殊意义。 该书是由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著的兰州文史资料选辑（共23辑）第22辑，出版于2002年，主编武文军，主审王家珞。该书以甘肃、青海、河南为例，描述了当地情况并分析了灾难发生的原因，还记录了当时一系列特殊现象，如滥建水利工程、大办公共食堂造成浪费，人口大逃亡等。在第十至第十五章，作者详细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导致了三年大饥荒的悲剧。 武文军和王家珞还合作编写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 辑《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已收录于本馆）。该系列共23辑，公众目前可以在兰州市政协的网站(https://www.gslzzx.gov.cn/col/col11760/index.html)上看到除第20辑和第22辑外的所有文章。

土地改革是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重要的事件之一。作家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正如作者说："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清华附中，一所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女及高干子弟开办的中学。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三学生，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核心成员。文革前宋柏林坚持写日记，文革初期也未间断。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认为，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部分很有历史价值，决定把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本书涵盖了从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5月到1968年2月宋柏林的全部日记，另外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这本日记属于来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因此缺乏历史背景说明和脚注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语境。幸运的是，这次出版的日记有骆小海撰写的序言。骆在序中说明了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一些关键事件。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日记的诠释有时并不那么简单。当时的红卫兵很快就受到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人的批评。正如作家胡平在 2007 年对该书的<a href="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_ping-20071112.html">评论</a>中所指出的，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昔日天子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甚至产生一种背叛感。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然而，日记却没有揭示这些。 胡平认为，在那个时代，写日记是参与者证明自己革命热情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在写作时进行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错误”言论被发现后会被用来对付自己，于是“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种个人反思和叙述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一种角度，来理解极权主义恐怖和权力的运作方式。当恐怖和权力渗透进人们的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世界中，即使在写日记这种私人隐私的东西时，个人的语言也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当红卫兵同学动手打同学打老师时，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宋对自己缺乏这样的热情、没有能参与其中表示尴尬，认为自己的阶级情感还不够深——在一个私人空间被公共叙事完全侵占的时代，宋的日记最好被视为展示当时年轻人思想方式的原始文献，而不是个人自我反省的练习。

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上下，饿死人数加上饥饿而少出生人数共计七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这是一场天灾还是由“人祸”造成的呢？官方对此有意掩盖，竭力淡化，禁止与此有关的公开讨论与表达。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亲身经历了父亲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此后呕心沥血，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数易其稿，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正是极权体制。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国普通人的集体记忆之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墓碑。 本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英文版《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由美国作家Stacy Mosher 翻译。

这本书是作家伊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1958至1963年甘肃、陕西逃荒妇女、儿童的口述史专著。大饥荒的重灾区甘肃省，在当时饿死一百三十多万人，十多万年龄在16至50岁之间的妇女，独自或者拖儿带女逃荒离开甘肃。三年来，作者走访了陕西省户县、周至、富平等地，采访了80多位当年来自甘肃十多个县的的逃荒妇女、儿童。这本书记录了她们在连年饥馑中的求生故事，在录音口述和拍摄照片中，保存了大饥荒研究中被忽略的记忆。

作家武宜三是香港五七学社创办人。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学社宗旨为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资料和文献，并进行传播与出版，尽力还原和呈现反右运动这一段严酷迫害整治知识分子的历史真相。多年来，武宜三呕心沥血整理出反右受害者名录，编成《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词典》，由其任总编辑的五七学社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五七右派列传》和《新编五七右派列传》等书。 本书是他的政论文集，包含近百篇他于1999-2017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政论文章和活动发言等，主要包括历史和时事分析，侧重对受迫害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者的介绍与评论。这些人往往被当局称作“汉奸”，而武宜三认为中共才是真正意义上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武宜三的另一本文集《陈毅是个好同志吗》也收录于本档案馆。

据估计，反右运动（11957-1959 年）中受迫害的人数在 46 万到 140 万之间。该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它有效地压制了毛泽东时代的独立知识分子思想，为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灾难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武宜三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这场运动中受害者的生活。他统计的受害者名单中共有 33,000 个条目，虽然远不及完整数目，但这些条目给这场前所未有的悲剧提供了人性的视角。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中，包括了钱钟书的故事——20 世纪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被打为右派，但在公开受辱之前就去世了。钱钟书和他的姐夫石声淮被迫参加群众大会，代替钱基博接受批判。在批判大会中，他们被要求手持死者的灵牌。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录在这本辞典中。 这本辞典最初以光盘形式出版，武先生向中国民间档案馆提供了文字版，我们会将文字档制作成可搜索的 PDF 格式后上传至本站。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由人文资料出版中心出版，并得到华盛顿劳改研究基金会资助。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夺权成功，占领东北是其中的关键。本书作者杨奎松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本书介绍了中共拿下东北的经过以及当时美苏之间的博弈。看完之后会明白：中共占领东北，苏联的帮忙起了关键作用。

作者李志绥曾担任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组长，以及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的首任院长。该书是他撰写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李志绥从1954年作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的资料，历时22年。在他笔下，毛泽东的私生活极为荒唐。该书还涉及中共一些人事斗争的方方面面。此书在台湾出版后，被大陆全面封禁。 该书原稿为英文，由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戴鸿超翻译成英文，由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作序，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为助理编辑，1994年由蓝灯书屋出版英文版。后在廖书珊的协助下翻译成中文，1994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李志绥在此书出版半年后的1995年2月于美国去世。

该书文件来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举行的两次中共高层会议，即中共北京市委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和6月23日及24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作者称，文件为中共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了多年。这套文件是中共党内对“六四”事件作出最后结论时形成的，也是中共党内高层政治运作的记录。这些文件揭示了共产党始终掌握绝对权力的机制上的终极秘密。该书2019年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感谢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之子鲍朴授权本档案馆收录全书。 读者也可以在<a href="https://www.newcenturymc.com/The%20Last%20Secret.html">这里</a>购买该书。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是苏联人。该书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后于2004年3月再版。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包括延安的“鸦片经济”。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

这本书是作家依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一。因为母亲是甘肃大饥荒中的幸存者，依娃执着地追寻和记录那一段历史。她曾先后四次访问甘肃、陕西的十几个县，采访了两百五十人，书中记录的饿亡者名单大概八百三十人左右，记录的人吃人事件和吃人现象则多达一百二十一次。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

该书作者严家其和高皋是一对夫妻。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严家其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曾参与赵紫阳总理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夫妻俩在“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1986年天津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很多人都是从此书开始对“文革史”形成全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