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由电影制作人和女权学者艾晓明拍摄的史诗纪录片，共分五集。该片讲述了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者遇害惨案，并追踪了遇难者的后事处理。1957年反右运动后，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前后三年时间里 ，有两千多人死于虐待和饥饿，最后只有几百人生还。这部纪录片包含对少数幸存者的采访，并记录了后人为纪念死者所做出的努力。 导演采访了几位夹边沟幸存者和遇难者子女，听他们讲述往事；她还找到前管教人员及其后代，从不同角度了解劳改营和大饥荒的成因。这部电影由艾晓明和一群志愿者拍摄，呈现出记忆的保存和破坏之间的冲突。

这本纪录片讲述了林昭的一生。林昭在50年代末被定为右派，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处决。在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林昭是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50年代初，作为北京大学的明星学生，她展现出了写作和演讲的天赋。然而，1957年百花运动期间，她批评了政府，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尽管政府试图防止她发表意见，林昭仍然继续公开演讲和写作，出版了地下学生创办的期刊《星火》。 1960年，她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尽管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在狱中仍继续写作，有时甚至用自己的鲜血撰写诗集。 1968年，36岁的她被行刑队处决。 在这部纪录片中，胡杰展示了林昭现存的写作和诗歌。这些文章包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以及对劳工和土地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的评论。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胡杰还前往中国各地采访林昭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见证了她作为学生、知识分子、或囚犯的经历。这部纪录片收录了他们的采访节选。通过这些面试，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林昭的性格和动机。 直到90年代，林昭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物。这部纪录片促进了世界对林昭的了解。林昭的悲惨一生和遗产值得进一步考察，以加深我们对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在这篇关于大饥荒的开创性文章中，作者金辉全面呈现了安徽省凤阳县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历史细节。在文章中，金辉引用了大量一手档案馆材料（主要包括凤阳县党政机关的文件）。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正式出版于《乡村三十年 ──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金辉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否定了大饥荒的官方解释。中共官方历史叙述称大饥荒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并将之归咎于自然因素或中苏分裂后苏联顾问的撤离。金辉撰文论证事实并非如此，他以凤阳的农业中心地带作为个案，用一手史料证明饥荒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并明确归责于毛泽东。 随后，杨继盛的《墓碑》和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其他关于大饥荒的经典著作也证实了金教授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其发表时间，它发表于 20 世纪90年代初。此外，文章由一位重点大学广受认可的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这让它的结论更有分量，同时也让中共拥护者很难宣称这是外国人试图抹黑中国所为。凤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农业中心，作为案例，也让金辉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1950年代末，数十万中国人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来自云南昆明的200名教师、学生和干部。1957年，他们被送到位于云南弥勒市的国营东风农场，在农村进行了21年的思想改造。这些囚犯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在农村，他们参与了森林砍伐、农业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导致了 19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从城市知青下乡的年轻人来到了他们的营地，与他们一起劳工。 1978年，这些“右派”人士终于平反并获准离开弥勒市。 通过那些被迫害和流放的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导演胡杰收集了数十个与国营东风农场囚犯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讲述了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这些受访者的亲身经验和记忆不仅揭示了这200名“右派”人士在国营东风农场的生活，也展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及后果。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批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也被送到甘肃的武山和天水农村，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出于对当局作为的震惊和愤怒，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出版了一份地下杂志《星火》，揭露大饥荒实情、批判当局的专制独裁。《星火》第一期于1960 年出版，包括九篇文章和一首长诗，揭示了大饥荒惨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许多参与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人就遭到当局逮捕。《星火》一些主要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也都被判处重刑。 导演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听说了《星火》杂志，于是开始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影像资料的稀缺，胡杰参考了很多档案。对此，胡杰在一次<a href="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5/cc25hujie/">采访</a>中说道：“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胡杰赴武山、天水、兰州等地采访了幸存的《星火》成员、受难成员家属、以及当地农民等。受访者的讲述与《星火》中的文字穿插出现，观众由此得以了解当年这批学生为何决定创办《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残酷暴政的威胁下通过行动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火种。 该片曾获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评审团特别奖、亚洲竞赛单元优秀奖，以及北京独立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本书是一组研究1958至1961年大饥荒期间甘肃社会经济情况的系列研究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五篇考证研究文章，记录了大饥荒期间甘肃人民的悲惨境况。书中提到，甘肃省委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当地确有发生人相食事件。这些研究还揭露了当地一系列大跃进措施，如滥建水利工程、虚报粮食产量、大办公共食堂造成浪费，误导饥民吃树皮泥土等，并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第二部分收录了反映当时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是支撑作者研究分析的证据，包括甘肃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以及甘肃省向中央提交的多份工作报告等。除此之外，书中还附有当时报纸上登载的关于大跃进的新闻、宣传画以及照片。 本书是由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著的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出版于2002年，主稿武文军，主审王家珞。兰州市政协出版该书具有特殊意义，表明其对于独立史学家的大饥荒观点持支持态度，即该饥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超官方历史记录。武文军和王家珞还合作编写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 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已收录于本档案馆）。该系列共23辑，公众目前可以在兰州市政协的网站(https://www.gslzzx.gov.cn/col/col11760/index.html)上看到除第20辑和第22辑外的所有文章。

本文作者陈峰，出生于1962年。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的三家大队黄四冲。据他的记录，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亲人和亲戚，大家族里不完全统计，饿死57人。

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环江县是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县，居住着多个民族。当地是产粮大县，原本有着丰富的资源。1958年，当地官员迎合大跃进的狂潮，“放卫星” 的次数是全国同类事件中最高的。环江县将粮食产量夸大至实际产量的三倍。为完成高征购，县里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实行饿死人也不开仓救济的政策，结果造成了全县大范围的饥荒。环江县人口大约15万人，预计饿死的农民有5万人左右。 这篇文章用具体数字和历史细节完整描述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粮食卫星是怎样制造的，基层政权如何一步步制造出虚假的粮食数字，而上层领导又是如何助长这样的风气。从中可以看到大跃进政策的具体发生过程，对了解当时基层政权的运作具有参考价值。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作者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该文是作者就此书出台前后的情况所作介绍。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据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管中村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本文记录了381名死难者的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该文作者何学嘉，四川崇庆县高中语文教师，现已退休。他的家乡何家坝，在四川省崇庆县。该县地处都江堰自流灌区，有“天府之国”“上五县”之称。作者忆述了他在大跃进时期亲眼所见。当时，何家坝全村21家130人中，17户人家有人饿死，共死亡32人，另有一人被丢弃，一人被送给他人，死亡者中包括作者自己的父亲。而临村四大队八队，人口死掉一半以上。该文记录部分死难者饿死的情形，并提供了死亡人口名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共有72人饿死。作者吴永宽亲眼目睹了父亲和乡亲们的死亡。他的儿子吴晔搜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册，读者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小村子里有58％的人被饿死，其中又有63％绝了户。

甘肃镇原县早在1957年就出现饿死人的状况，但当局认为粮食问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捣乱，并制造特大冤案，全县至少有1650人受到株连。本文由中共镇原党史办公室发表于《百年潮》杂志。本站转载自“大饥荒档案”网站。

1959年，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目睹了饿殍遍地、同类相食的悲剧。在历史系学生张春元的带领下，一些学生一起创办了地下杂志《星火》，希望人们意识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所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学生们用当地一个老砖瓦厂留下的一台油印机，自己刻钢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 《星火》第一期共三十多页，包括九篇文章和林昭的一首长诗。作者们通过讲述和分析他们所目睹之农村现实，反驳当局将大饥荒归咎于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强调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对其他阶层的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用宙斯喻指毛泽东及其专制，赞颂盗取自由火种的人们。学者艾晓明<a href="http://www.sanxiatansuo.com/index.html?index=view&vid=10821">如此描述</a>《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思想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学生们计划将杂志寄给各省市的领导人，以警醒当权者纠正自己的错误。1960年9月30日，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武山、天水的参与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认识和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参与者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执行死刑；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因与这些学生有过交流，被判刑五年，后被处决；林昭被拘留于北京，后也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如顾雁、谭蝉雪、向承鉴等则都被判处重刑。 90年代以来，为了重新恢复这段历史记忆，谭蝉雪投入大量心血搜集相关资料。她曾奔波于兰州、天水一带，为了寻找当时的案卷。在多次尝试与碰壁之后，终于在武山县法院找到被当作“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罪证来保管的《星火》原稿和其他资料。 我们希望寻找志愿者协助将《星火》翻译成英文。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广东两阳县,1958年由阳江、阳春两县合并而成。本文叙述两阳县浮夸风和饥荒的来龙去脉。

至今在中国，始终有人试图否定1960年曾经发生大饥荒，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但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似乎看不到农民抗争的相关记载。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搜集事实，以证明农民反抗的存在。

该文作者的家乡是四川省官田坝四队，他亲历了大饥荒，目睹了一个个乡亲因饥饿而死去。他记录下了人们在大饥荒中为了生存如何挣扎，并记录下一个个被饿死的人的名字，希望后世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