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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是一部社会学的专著。阐释了1989年学运的进程，从四个角度解读当时的政经局势——包括国家合法性、生态环境与动员结构、话语和行动模式,以及公共舆论；作者赵鼎新采访了70位当时的运动参与者，又考究了许多鲜为人识的国内文献，理论与实证环环紧扣。 该书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01年度“杰出书籍奖（亚洲及亚裔美国）” 和2002年度“杰出书籍奖（集体行动 / 社会运动）”。 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志绥曾担任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组长，以及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的首任院长。该书是他撰写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李志绥从1954年作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的资料，历时22年。在他笔下，毛泽东的私生活极为荒唐。该书还涉及中共一些人事斗争的方方面面。此书在台湾出版后，被大陆全面封禁。 该书原稿为英文，由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戴鸿超翻译成英文，由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作序，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为助理编辑，1994年由蓝灯书屋出版英文版。后在廖书珊的协助下翻译成中文，1994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李志绥在此书出版半年后的1995年2月于美国去世。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是苏联人。该书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后于2004年3月再版。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包括延安的“鸦片经济”。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

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上下，饿死人数加上饥饿而少出生人数共计七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这是一场天灾还是由“人祸”造成的呢？官方对此有意掩盖，竭力淡化，禁止与此有关的公开讨论与表达。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亲身经历了父亲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此后呕心沥血，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数易其稿，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正是极权体制。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国普通人的集体记忆之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墓碑。 本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英文版《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由美国作家Stacy Mosher 翻译。

本书作者王凌云女士是“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的母亲。她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天安门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工作数十年。这部回忆录于2021年在台湾出版，作者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 此处为本书购买链接：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273162681985770003

本书由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亲自执笔，藉由回顾他从小到大的日记，爬梳他人生中的每一个转折。他在高中时因为受到一本书的影响，使得他对共产党忠贞的信仰产生强烈质疑，以至于之后思想转向，成为北大校园中民主思潮的宣传者，后来更成为八九学运的带头者之一，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巨大的变化。 购书链接：https://www.amazon.com/%E7%8E%8B%E4%B8%B9%E5%9B%9E%E6%86%B6%E9%8C%84%EF%BC%9A%E5%BE%9E%E5%85%AD%E5%9B%9B%E5%88%B0%E6%B5%81%E4%BA%A1-Traditional-Chinese-%E7%8E%8B%E4%B8%B9-ebook/dp/B07RLPKWQ2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一书，经近十年保密封存后，于2010年1月17日在香港以及台湾同时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这本书首度公开了赵紫阳录音口述书稿中未发表的30多次谈话，涉及一些重大问题。该书精选了作者拍摄的40多幅珍贵的照片作为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记录了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议题的详尽表述。 购书链接：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58065。

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却成为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的焦点地区。四川省同样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是全国饿死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书名取自毛泽东时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有两首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而写——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本书作者东夫（原名王东渝）出生于川西平原的温江。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员，后来负责经济政策。东夫在四川大跃进期间度过青年时期，当过兵，亲眼目睹了大饥荒。文革期间，他参军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担任记者。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部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利用父亲的人脉关系，采访了很多认识他父亲而且信任他的退休官员。许多人后来都去世了，这使得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得益于他父亲和他本人与该地区的联系，为了写作本书，他还从当地历史档案中收集到大量材料。 本书于 2008 年大饥荒开始 50 周年之际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有些历史学家将大饥荒的时间定为 1958-1962 年，有些则定为 1959-1961 年）。与杨继绳的《墓碑》或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关于大饥荒的宏观论述不同，东夫的著作不是一部学术性的宏观历史，而是对一个地区的饥荒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来揭示那个时代。通过聚焦成都周边的西部平原，作者证明了毛泽东的政策如何破坏了农业生活——即使这个地区是历史上的富饶之地，在正常时期是中国的粮仓。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写作风格。理论家胡平在 2009 年评论此书时指出(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shuwenpingjian/huping-05062009153055.html)，1979 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出版，震动了中国的历史写作——这是一部书写生动的1932年至1972年间的美国历史，展示了历史书写可以是迷人的。胡平认为，东夫的作品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景式的、灵巧的笔法讲述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历史。东夫将高层斗争与普通人的观点以及社会和文化历史交织在一起，他从档案中挖掘出一些颇有说服力的细节，如人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他们为表达痛苦而创作的诙谐顺口溜以及民间习俗。大约同一时期，胡平也在这一地区长大，他写道： “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 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公元八世纪前后，藏传佛教创始人莲花生大士曾预言："当铁鸟在天上飞，铁马在地上跑时，藏族人将像蚂蚁一样分散到世界各地，佛法将传入红人的土地。" 1000多年后的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驾着 "铁鸟 "横空出世，骑着 "铁马 "驰骋高原。那么，在1956至1962年，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官方史料秘而不宣，民间口述残缺不全。本书作者李江琳走访数百位西藏老人，并收集各类史料，试图还原这段历史。 本书2012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