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清华附中,一所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女及高干子弟开办的中学。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三学生,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核心成员。文革前宋柏林坚持写日记,文革初期也未间断。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认为,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部分很有历史价值,决定把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本书涵盖了从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5月到1968年2月宋柏林的全部日记,另外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这本日记属于来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因此缺乏历史背景说明和脚注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语境。幸运的是,这次出版的日记有骆小海撰写的序言。骆在序中说明了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一些关键事件。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日记的诠释有时并不那么简单。当时的红卫兵很快就受到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人的批评。正如作家胡平在 2007 年对该书的
评论中所指出的,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昔日天子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甚至产生一种背叛感。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然而,日记却没有揭示这些。
胡平认为,在那个时代,写日记是参与者证明自己革命热情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在写作时进行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错误”言论被发现后会被用来对付自己,于是“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种个人反思和叙述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一种角度,来理解极权主义恐怖和权力的运作方式。当恐怖和权力渗透进人们的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世界中,即使在写日记这种私人隐私的东西时,个人的语言也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当红卫兵同学动手打同学打老师时,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宋对自己缺乏这样的热情、没有能参与其中表示尴尬,认为自己的阶级情感还不够深——在一个私人空间被公共叙事完全侵占的时代,宋的日记最好被视为展示当时年轻人思想方式的原始文献,而不是个人自我反省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