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和他著名的《庐山会议实录》一样，本书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主要讲述了作者亲历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的过程。

本书是高华继《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之后又一力作，从作者一九八八年至二○○四年发表的论文精选而成，涵盖民国史、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等领域。高华捕捉历史过程中“现在”和“过去”的互动关联，对这场影响深远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严谨实证的研究方法，勾画了历史复杂斑斓的画面，呈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多重面向。

这是作家依娃“大饥荒三部曲”中的第一部。2011年，依娃走访了甘肃秦安县、通渭县、天水地区，以及陕西耀州、户县等地，采访了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最年长者九十五岁，最年轻者五十八岁。本书让这些最底层的、大都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自己说话、自己见证，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声音。本书以五十多名受访者的访谈录为主，记载了五百多死难者的名字，及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

本书作者陆建华（笔名文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1996年当选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党史上的历次激进政治运动，从建党初期一直讲到十年文革。2005年，陆因涉记者程翔“间谍案”，被中国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本书于1993年由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

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却成为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的焦点地区。四川省同样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是全国饿死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书名取自毛泽东时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有两首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而写——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本书作者东夫（原名王东渝）出生于川西平原的温江。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员，后来负责经济政策。东夫在四川大跃进期间度过青年时期，当过兵，亲眼目睹了大饥荒。文革期间，他参军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担任记者。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部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利用父亲的人脉关系，采访了很多认识他父亲而且信任他的退休官员。许多人后来都去世了，这使得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得益于他父亲和他本人与该地区的联系，为了写作本书，他还从当地历史档案中收集到大量材料。 本书于 2008 年大饥荒开始 50 周年之际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有些历史学家将大饥荒的时间定为 1958-1962 年，有些则定为 1959-1961 年）。与杨继绳的《墓碑》或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关于大饥荒的宏观论述不同，东夫的著作不是一部学术性的宏观历史，而是对一个地区的饥荒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来揭示那个时代。通过聚焦成都周边的西部平原，作者证明了毛泽东的政策如何破坏了农业生活——即使这个地区是历史上的富饶之地，在正常时期是中国的粮仓。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写作风格。理论家胡平在 2009 年评论此书时指出(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shuwenpingjian/huping-05062009153055.html)，1979 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出版，震动了中国的历史写作——这是一部书写生动的1932年至1972年间的美国历史，展示了历史书写可以是迷人的。胡平认为，东夫的作品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景式的、灵巧的笔法讲述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历史。东夫将高层斗争与普通人的观点以及社会和文化历史交织在一起，他从档案中挖掘出一些颇有说服力的细节，如人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他们为表达痛苦而创作的诙谐顺口溜以及民间习俗。大约同一时期，胡平也在这一地区长大，他写道： “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 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处关押被划为右派的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知识分子。1961年10月，当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家杨显惠历时5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高度忠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纪实性小说。此书最初于200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收入杨显惠的其它中短篇小说。

1959-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这一灾难中到底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官方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相关数字。 金辉的这篇文章旨在希望可以从具体史实和证据出发，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 根据中国权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公开数据，金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死亡人数约为4060万人，这与国外学者的估计大致相符，国外学者估计死亡人数为4500万人。 本文发表于1993年的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文章收录于“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s://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20901a.htm。

本书作者丁抒是一名旅美中国学者,该书于1991年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是有关中国大饥荒的第一部专著，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后来增订再版。本书从合作化运动讲到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放卫星大刮共产风；再讲到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及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作者收集了大量史料，在详细的考辨中描述了这场大饥荒的状况及其成因与后果。本站所分享的本书电子档来源于中国博客“编程随想”的网站。

《金桥路漫》是张大发先生对于三年大饥荒时期“通渭问题”的调查报告结集。195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通渭因饥饿及其相关因素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达到了全县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在通渭工作多年，并在后来参与主持编写新《通渭县志》的张大发先生，走乡串户访问村民，记录了通渭饥饿时代的故事，并于2005年通过定西市作家协会内部出版了本书，抢救了这段历史。

该书是关于1958-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研究分析，其中记录了大饥荒期间老百姓的境况，反思了发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并总结了经验教训，直接批判了当时罔顾经济规律、阶级斗争至上的作法。作为一个体制内机构，兰州市政协编印该书具有特殊意义。 该书是由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著的兰州文史资料选辑（共23辑）第22辑，出版于2002年，主编武文军，主审王家珞。该书以甘肃、青海、河南为例，描述了当地情况并分析了灾难发生的原因，还记录了当时一系列特殊现象，如滥建水利工程、大办公共食堂造成浪费，人口大逃亡等。在第十至第十五章，作者详细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导致了三年大饥荒的悲剧。 武文军和王家珞还合作编写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 辑《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已收录于本馆）。该系列共23辑，公众目前可以在兰州市政协的网站(https://www.gslzzx.gov.cn/col/col11760/index.html)上看到除第20辑和第22辑外的所有文章。

《寻找家园》是高尔泰在海外流亡期间撰写的一本散文集，分为三卷。在这本书中，高尔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家乡江苏小镇高淳，到苏州，再到兰州、酒泉、敦煌、北京、成都，直到美国，高尔泰的命运随着历史跌宕起伏，历经苦难、家破人亡，最后不得不流亡异国。尽管这部作品极具文学性，但高尔泰在书中使用了真实的人名和地名，使这部作品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他对大饥荒，以及对敦煌研究院在 "文革 "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压等的书写。 高尔泰在一次[访谈](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130211408/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0804.html)中回答为什么写这本书时说道，“所谓寻找家园，无非就是寻找意义……人生短暂渺小，它的意义，只能植根于身外大的世界和长的历史。我的漂泊感和无意义感，也就是一种世界没有秩序、历史没有逻辑、个人没有着落的感觉，似乎是一种宿命。我写作，无非就是对这种宿命的抗拒。” 2004年，《寻找家园》前两卷审查删节版本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但仍有删节。本站上传版本为2009年由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的繁体三卷足本。

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上下，饿死人数加上饥饿而少出生人数共计七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这是一场天灾还是由“人祸”造成的呢？官方对此有意掩盖，竭力淡化，禁止与此有关的公开讨论与表达。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亲身经历了父亲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此后呕心沥血，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数易其稿，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正是极权体制。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国普通人的集体记忆之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墓碑。 本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英文版《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由美国作家Stacy Mosher 翻译。

这本书是作家伊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1958至1963年甘肃、陕西逃荒妇女、儿童的口述史专著。大饥荒的重灾区甘肃省，在当时饿死一百三十多万人，十多万年龄在16至50岁之间的妇女，独自或者拖儿带女逃荒离开甘肃。三年来，作者走访了陕西省户县、周至、富平等地，采访了80多位当年来自甘肃十多个县的的逃荒妇女、儿童。这本书记录了她们在连年饥馑中的求生故事，在录音口述和拍摄照片中，保存了大饥荒研究中被忽略的记忆。

这本书是作家依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一。因为母亲是甘肃大饥荒中的幸存者，依娃执着地追寻和记录那一段历史。她曾先后四次访问甘肃、陕西的十几个县，采访了两百五十人，书中记录的饿亡者名单大概八百三十人左右，记录的人吃人事件和吃人现象则多达一百二十一次。

本书收录了多篇悼念林昭的文章.包括了林昭之死, 以及林昭的爱情，追求与幻灭等等。 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本书作者罗平汉，湖南省安化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和教授。本书200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作为体制内学者，秉持的历史观也属于正统意识形态。书分为九章，从正统历史发展观的角度叙述了人民公社的历史。作者选取的时间节点包括大跃进的兴起、大潮、调整、反复、退却、及解体。人民公社这一制度在毛泽东的肯定下，于1958年在全国迅速推广。在当时，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基层政权。它的兴起和狂热发展，和随后发生的大饥荒密切关联。本书虽然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出发进行叙述，但采用的史料丰富详实，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对于整体性地了解人民公社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于2004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同义，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夹边沟农场是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东北约30公里。1957年这里成为一个劳教农场，在1961年10月被取缔之前，这里曾关押三千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正值大饥荒时期，大多数在农场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因饥饿以及超强负荷的劳动而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夹边沟事件。夹边沟也成为关押被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的象征。 作者邢同义出生于甘肃天水。他自述在年少时目睹一位姓郭的邻居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夹边沟劳教，1961年传来这位邻居在夹边沟饿死的噩耗。他自己在天水市一中上学时，数学老师就是从夹边沟幸存的基督徒李景沆。邢同义后来长期担任甘肃广播电台的记者、副台长，并于1996年到酒泉工作。在那以后，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夹边沟以及周边的一些右派劳改农场，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走访几十位曾经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或者是这些右派的子女，花八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反映右派遭遇的书。 与杨显惠用小说的笔法去描述夹边沟不同，邢同义的叙述以当事人访问以及一手历史资料的引用构成。据邢同义讲述，他参考的史料有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的反右报道等。除了访问夹边沟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他还找到了当时被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资料。书发表之后，还有人陆续给他提供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还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当时唯一在世的农场管理干部。根据罗增福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研究得出结论，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这一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该文取材于梁志远先生的六篇记述文字。梁志远在大饥荒期间担任亳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亳县大饥荒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等几篇，由于事涉敏感，没有公开发表，其中许多材料，都在该文中第一次对外界公布。

出生于1932年的和凤鸣，在甘肃日报工作期间，和丈夫王景超被打为右派，于1958年4月下旬，被下放到酒泉的安西农场劳动，丈夫则被送往著名的夹边沟农场。1960年大饥荒时期，她的丈夫饿死在夹边沟农场，她则活了下来。作为幸存者的她撰写回忆录，记述她被划为右派后，被发配至安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经历。本书于2001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可于此处阅读：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630134444/http://www3.nbnet.nb.ca/stao/wlcp_huofengming.htm。

整顿公社期间，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的一级宣传员 ，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帐，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抱怨：“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