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香港记者协会”出版，汇总了几十名记者的六四报道。初版于1989年7月发行，在六四20周年再版。

六四”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中共在国内大肆搜捕参与民主运动的骨干分子。一些香港人组织了秘密渠道，帮助民运人士逃离大陆，代号“黄雀行动”。本书作者江迅是资深媒体人，详细介绍了“黄雀行动”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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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亲自执笔，藉由回顾他从小到大的日记，爬梳他人生中的每一个转折。他在高中时因为受到一本书的影响，使得他对共产党忠贞的信仰产生强烈质疑，以至于之后思想转向，成为北大校园中民主思潮的宣传者，后来更成为八九学运的带头者之一，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巨大的变化。 购书链接：https://www.amazon.com/%E7%8E%8B%E4%B8%B9%E5%9B%9E%E6%86%B6%E9%8C%84%EF%BC%9A%E5%BE%9E%E5%85%AD%E5%9B%9B%E5%88%B0%E6%B5%81%E4%BA%A1-Traditional-Chinese-%E7%8E%8B%E4%B8%B9-ebook/dp/B07RLPKWQ2

本书于1989年由北京日报出报社出版，实际内容是1989年7月18日政府发布的镇压六四的国务院公报，是目前为止少见的关于六四事件的官方叙述。公报将六四描述为一场动反革命暴乱，并完全合理化政府镇压行为，书中时有互相矛盾的论述，需要读者对照其它相关资料进行判断。

该书由笑蜀编撰，汇编了中共党媒体发表的各种民主言论，包括1941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史通讯》《人民日报》等发表的短评、讲话、社论等。笑蜀，原名陈敏，中国作家，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和《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书中所选文章有的出自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评论和谈话。这些言论汇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掌权前对民主政治理想的宣扬，也反驳了当下中国主流舆论将民主、分权视为境外势力的流行观点，同时也提供了推行改革的精神资源。 该书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博思出版集团出版，2013年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再版。笑蜀称，该书出版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丁关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其进行了重点批判，该书随后在全国查禁。

作者是1989年民运的骨干分子，当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六四屠城后流亡海外。如今定居台湾，在东吴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课程。吴仁华至今已出版多本与“六四”相关的书籍。当年他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硕士，他写的六四著作，比较注重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此书记录了六四期间（4月15日到6月9日）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

本书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本政论文集，是《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的姐妹篇，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的许多方面，包括：一党独裁、权贵资本主义、维权、“六四”、民族主义等。

本书是美国杜克大学连曦教授的心血之作。2018年3月，由美国Basic图书出版公司（Basic Books）出版英文版本。2021年由台湾商务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本书基于大量的史料以及第一手的访查，重新建构林昭的一生。描绘了新中国诞生前后的政治发展，呈现了大时代下知识分子坚韧的意志与信念。 如需购买本书，请访问[出版商](https://www.cptw.com.tw/book/06040162)或书商。

该书超越了回忆录的个人视角，以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场运动，注重对人物及其互动关系的生动刻画。如作者所言，这是第一次把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作为叙事历史完整连贯地叙述出来的尝试”。该书原著是英文，于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出版。后来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作者Eddie Cheng，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80级学生，刚进校门就赶上竞选运动，以后他自己也成了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曾带头发起了84年85年两次校园民主运动，1986年赴美国留学，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

《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是一部社会学的专著。阐释了1989年学运的进程，从四个角度解读当时的政经局势——包括国家合法性、生态环境与动员结构、话语和行动模式,以及公共舆论；作者赵鼎新采访了70位当时的运动参与者，又考究了许多鲜为人识的国内文献，理论与实证环环紧扣。 该书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01年度“杰出书籍奖（亚洲及亚裔美国）” 和2002年度“杰出书籍奖（集体行动 / 社会运动）”。 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历经十八年最终整理而成的日记体著作。它在1990-1991年初稿基础上删订而成，记述了作者当时的完整经历：从最初参与组建北大筹委会始，到当选北高联主席及任广场副总指挥，直到六四淩晨主持广场撤离表决等一幕幕悲壮感人的历史。 购书链接：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36793

本书完整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1989年6月3日中午开始，到6月4日上午10时结束。作者吴仁华作为“六四”亲历者，在书中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也做了具体的描述，例如：刘晓波、侯德健等“四君子”如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接触谈判；六部口坦克如何追逐碾压撤离的学生；医务人员如何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抢救伤员等。吴仁华自述，本书初稿完成于1990年5月。他于1992年逃离大陆，2007年5月，在洛杉矶出版《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这是他的第一本“六四”专著。本书后来多次增订再版。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的北京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请愿活动。6月4日凌晨，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际，一些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们，联合发布了《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本书共48页，附有大量插图。 这本白皮书根据当时中国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报道，以及20年来不断披露出来的回忆录和采访文章等，试图对六四做出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本书参与者认为，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全面调查和客观评价六四事件，并长期封锁有关资料，禁止民间调查和讨论六四。作为民间力量，完成这本白皮书是对这种封锁的挑战。报告称之为“白皮书”，是为强调它的严谨和规范性。 本书参与者包括胡平、严家其、王军涛、王丹、杨建利等人，由法学博士李进进完成写作。

该书文件来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举行的两次中共高层会议，即中共北京市委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和6月23日及24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作者称，文件为中共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了多年。这套文件是中共党内对“六四”事件作出最后结论时形成的，也是中共党内高层政治运作的记录。这些文件揭示了共产党始终掌握绝对权力的机制上的终极秘密。该书2019年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感谢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之子鲍朴授权本档案馆收录全书。 读者也可以在<a href="https://www.newcenturymc.com/The%20Last%20Secret.html">这里</a>购买该书。

张祖桦是中国的一名独立学者。早年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等职。后任职于民间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国2008年“零八宪章”的重要参与者。本书是他的一本政论文集。

作者张伯笠曾是“六四”民主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在“21人通缉名单”中名列第17。“六四“后，张伯笠曾在东北老家四处躲藏，期间还曾越境进入苏联，被苏联方面关押并遣返，但并没有把他交给中国边防军，而是让他自行离开。在“六四”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张伯笠是唯一一个既没被中共抓捕，也没能逃离中国的六四民运领袖。一直到1991年，张伯笠才通过秘密渠道抵达香港，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出版后译成多国文字。其英文版获《华盛顿邮报》的“最佳图书奖”。

本书收录了多篇悼念林昭的文章.包括了林昭之死, 以及林昭的爱情，追求与幻灭等等。 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

《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是林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她选择在1965年7月14日起笔书写，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一天。林昭用五个月完成了这封长达 137 页的信。文章用墨水写成，林昭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盖了一个 "昭 "字印章。信写完的同一年，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同日执行枪决，时年 36 岁。 这篇14万字的文章全面表达了林昭的政治信仰。关于她的抗争目标，她写道： “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 “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关于抗争手段，虽然坚定战斗的信念，对于是否使用暴力，她的态度则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 学者艾晓明特别对林昭信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作了分析。林昭在信中不仅陈述了女犯与男犯不同的性别经验，对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也有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林昭特别提到自己的行动“大多源于直觉——感性，而非理性”。艾晓明指出，女性主义理论意识到重理性轻情感的父权制根源，并且父权制极权就是通过排斥感情将人变成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其实正是反极权的能量。更多分析请参见<a href="https://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5.html">艾晓明的《林昭遗稿研究之一：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