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期，伊犁革命（ “三区革命” ）期间，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顶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伊宁（ Ghulja）成立，宣示维吾尔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决心。与此同时，一批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政治中心以文章和演说的方式展开政治辩论。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东突厥斯坦史》作者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就在重庆与国民党支持的历史学者黎东方展开了一场历史论战。 两人之间的这场辩论持续数月，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与史学界引发关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激烈讨论。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后来将这场交锋称为“笔战”（Struggle by the Pen）。 这场“笔战”由六篇文章组成，双方分别代表东突厥斯坦与中国的政治立场。黎东方首篇文章《新疆省同胞是突厥吗》发表于1944年10月14日的 《中央日报》。作为回应，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于1944年11月1日在同报上发表第一篇反驳《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1944年11月3日，黎东方发表第二篇《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族，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1944年11月24日，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发表第二篇回应《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族》。1944年12月4日，黎东方刊出第三篇《新疆同胞确非突厥族，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1944年12月24日，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发表第三篇反驳《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 （续）》。 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作为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政治家与历史学者。他发起这场聚焦东突厥斯坦问题的激烈笔战，是其长期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并在流亡期间仍予以持续。 1934年夏，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失败，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和田的伊斯兰政府相继瓦解。作为革命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艾敏·布格拉被迫流亡海外，十年间辗转克什米尔、印度与阿富汗。1942年，他自喀布尔前往英国管辖的印度，被英方逮捕监禁。1943年初，他以迁往当时中华民国（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为条件获释。4月抵达重庆后，他与麦苏德（Masud Sabri, 1886–1951）、艾沙·玉素甫·阿勒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 1901–1995）等著名维吾尔政治人物一道，倡议为东突厥斯坦争取高度自治，并共同出版维吾尔语—汉语双语杂志《阿勒泰（Altay）》以推动其政治目标。 1943年末，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启动《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工作。其间，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与其他维吾尔政治活动人士代表 “突厥斯坦协会” （中文称 “新疆同乡会” ）拟定 “十九项议案” （《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提交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会。全文于1944年10月13日刊载于《大公报》。该议案主张将 “新疆” 改称 “突厥斯坦” ，承认东突厥斯坦（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为 “突厥人” ，并给予东突厥斯坦高度自治。 该议案发表后遭国民党内部右翼民族主义政治人物强烈反对。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在自传《我的政治生涯》中写道：“这项议案令陈果夫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民族主义者极为震动。他们动员国民党支持的历史学者黎东方，在媒体上公开反驳我们的政治诉求。” 在《中央日报》的文章中，黎东方提出中国的自治区应设在县级而非省级，并建议将“新疆”改名为“西疆”，“古疆”或“天山省”；他主张新疆土著居民不是突厥族，与历史上的突厥没有直接联系，因此该地区不应称为突厥斯坦。作为反驳，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引用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语历史文献与中亚史学资料，说明“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是国际公认的地理名称；强调东突厥斯坦各地居民在语言与血统上属突厥族，并主张高度自治是解决东突厥斯坦问题的最低线；批评黎东方的主张乃根源于“左宗棠式的殖民命名法”。 这场在国民党主要报刊展开的持久笔战，引发中国社会各界对东突厥斯坦问题的广泛关注。政治上，它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历史叙事，揭示了东突厥斯坦问题的深层复杂性。相关文章成为研究与理解20世纪40年代维吾尔历史学者与中国官方历史学者迥异的历史叙事的重要史料。 随着1944年9月爆发的伊犁革命的压力与日俱增，国民党宣传部长陈立夫最后出面干预，要求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停止笔战。与此同时，黎东方未再回应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的第三篇文章，退出笔战。 该笔战的首个完整维吾尔语版本于1948年由乌鲁木齐阿勒泰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题为《笔战》（Struggle by the Pen）。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的文章依据其维吾尔语原稿，黎东方的文章则由中文译为维吾尔语。第二个完整维吾尔语版由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放入女儿法蒂玛·布格拉（Fatima Buğra）整理，1990年在土耳其安卡拉出版。本档案馆提供原中文版和维吾尔语版PDF。 关于《笔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 href=”https://web.archive.org/web/20250915193416/https://www.rfa.org/uyghur/yoruq-sahillar/muhemmed-emin-bughra-09262023144826.html”>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制作的54集纪录广播节目《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的第36、37、38集</a>，以及<a href=”https://www.amazon.com/Struggle-Pen-Discourse-National-c-1900-1949/dp/9004288082/ref=sr_1_5?crid=3EV37UUCOKLHV&dib=eyJ2IjoiMSJ9.qjk03dPJ7IDDv0_zXaCMecqD6tOl9C1XFqcAUjMhv2nMw3pyhNVJc5-DcqLCuBEqinUs9HjPYDBynhzbUu-AvaqZVAFTWTrjjexDLhda1hxVO9NNPvD1zI0Y0jC36te-sw5zwrPXBjryol4XJb4mR30nwoU99JHVtC9rCJEfzZ_v_YRJF62Q0Ck6mXiZINsJ5wNFh0Jj7hpVlG74XP2lU4gU6mIFCn-V0Ssr_Vx8sCk.hOlVy_RTY8bwBCzvgcmKg2XUm7Tr44xcas384okbCnU&dib_tag=se&keywords=Struggle+by+the+Pen&qid=1756339393&sprefix=struggle+by+the+pen,aps,117&sr=8-5”>捷克历史学者 Ondrej Klemis 题为《笔战》（Struggle by the Pen）的博士论文</a>。

《青年论坛》，是1984年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一批青年学者所创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青年论坛》同《世界经济导报》合称为“一报一刊”。内容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4年8月，《青年论坛》创刊于湖北省武汉市，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为双月刊。同年11月，《青年论坛》第1期创刊号正式发行，35岁的李明华担任总编辑，22岁的王一鸣担任社长，编委会成员平均年龄不足28岁。 《青年论坛》的筹办获得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支持，后者鼓励《青年论坛》不仅要关心经济改革，还可以谈谈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问题。 “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李泽厚为创刊号撰写了卷首语，创刊号还刊登了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该文后为《人民日报》等媒体转载。 《青年论坛》先后出刊14期，200多位作者发表近300篇文章，内容涉及对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文化以及对自由和人的解放等核心价值的讨论。中共高级官员李铁映、朱厚泽、吴官正、李源潮等均曾对《青年论坛》杂志表达重视和鼓励。 1986年底“八六学潮”爆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左派保守人士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青年论坛》被迫停刊。

20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尤其是在被称为东、西突厥斯坦地区经历了重大动荡。1954年于埃及开罗首次出版的杂志《自由突厥斯坦》（ئازاد تۈركىستان），成为突厥斯坦流亡者竭力保护其文化认同、争取主权与自由的重要见证。 <b>历史背景与起源</b> 《自由突厥斯坦》诞生的背景是由于突厥斯坦的政治动荡而引发的大规模流亡。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着苏维埃政权在俄占突厥斯坦的巩固，数十万突厥斯坦人被迫逃离故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苏联强制集体化引发的严重饥荒加剧了这一流亡潮，迫使数百万西突厥斯坦人逃往海外避难。 同样地，在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因内外势力干预而失败，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东突厥斯坦的占领进一步加剧了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的流亡潮。 面对共同的流离失所与受压迫经历，东、西突厥斯坦的流亡领袖于1954年在开罗会聚，出版了月刊《自由突厥斯坦》，揭露东、西突厥斯坦在中共和苏联双重占领下的境况，旨在争取自由与文化保存。 <b>主编与宗旨</b> 《自由突厥斯坦》创办人兼主编是东突厥斯坦民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著名维吾尔学者穆罕默德·艾敏·伊斯拉米。在其创刊社论中，他总结了杂志的五大宗旨：一是向世界介绍大突厥斯坦的历史、地理及其他情况；二是传播突厥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为独立而抗争的历程；三是向伊斯兰世界展示突厥斯坦人在伊斯兰文化史上的重要角色，并为流亡青年提供宗教教育；四是保存突厥斯坦民族语言和文学；五是记录突厥斯坦流亡者的日常困境，促进他们的团结与合作。 <b>内容与贡献</b> 尽管仅有三期《自由突厥斯坦》留存于世，但其内容全面而多元，包括介绍东、西突厥斯坦历史、文化和地理的学术文章及伊斯兰宗教篇章，以及突厥经典文学作品摘录。杂志文章来自具有代表性的突厥斯坦作者，综合展示了突厥斯坦的文化遗产。此外，杂志还包括与伊斯兰世界及突厥斯坦相关的新闻，以及对流亡突厥斯坦人生活的深入报道。 除穆罕默德·艾敏·伊斯拉米自己的文章外，杂志还刊有其他重要东突厥斯坦民族运动领袖的文章，如穆罕默德·伊明·布格拉、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卡斯木江·哈吉和穆萨·突厥斯坦尼等，使该杂志成为发布突厥斯坦流亡者集体声音的重要平台。 <b>意义与遗产</b> 尽管《自由突厥斯坦》于1955年仅出版三期后即因种种原因停刊，但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该杂志是理解二战后早期突厥斯坦流亡者政治、社会及文化生活的重要一手资料，内容涵盖多学科领域、视角广泛，为研究冷战地缘政治和伊斯兰团结大背景下海外突厥斯坦流亡社群如何维护身份认同及争取民族解放提供了宝贵信息。该杂志是突厥斯坦流亡运动历史上独特而深刻的一章，体现了一个被迫流离失所的民族在保护文化遗产和争取祖国自由过程中的坚韧与智慧。

《忧伤的记忆》是一本回忆录集，记录了20世纪维吾尔文学艺术领域具有关键影响的十个的生平与创作。该书199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详细而深入地呈现了阿不都哈力克·维吾尔（1901-1933）、鲁提普拉·穆塔里甫（1922-1945）、尼米希依提（1904-1971）、祖农·卡迪尔（1911-1989）、艾合买提·孜亚依（1913-1989）、艾买提·乌买尔（1916-1987）、孜克里·艾勒佩塔（1915-1986）、铁依甫江·哈迪（1923-1989）、阿不都克里木·霍加（1928-1988）及铁依甫江·艾里尤夫（1930-1989）等人的生命轨迹与创作历程。 全书收录47篇回忆录，从挚友、文坛同侪、子女及合作者的视角，记录了这些诗人、作家、音乐家与戏剧家在动荡岁月中的坎坷人生及其复杂的创作历程。多数回忆录撰写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很多维吾尔现当代文学艺术界的先驱人物相继离世。这本回忆录集追溯了他们创作之路的起点——1930-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维吾尔人对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渴望，并试图塑造本民族的思想航向。 然而，1949年末中共占领东突厥斯坦及后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深刻改变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创作与世界观。1950年代末，中共在新疆发起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拉开序幕，随后反苏修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在这动荡的数十载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失去创作自由，在监狱与劳改营中度过人生最黑暗的岁月。1970年代末，毛时代终结、改革开放启动，这些创作者在1980年代民族政策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用尽生命最后的能量进行写作。 《忧伤的记忆》的出版，正值1996年中共当局发布<a href="https://web.archive.org/web/20250723180335/https://chinese.uhrp.org/insights/%E9%99%88%E5%85%A8%E5%9B%BD%E4%B8%8E%E4%B8%AD%E5%85%B1%E5%AF%B9%E7%BB%B4%E5%90%BE%E5%B0%94%E4%BA%BA%E7%8A%AF%E4%B8%8B%E7%9A%84%E7%A7%8D%E6%97%8F%E7%81%AD%E7%BB%9D%E7%BB%88%E5%B0%86%E5%8F%97%E5%88%B0/">《中共中央关于新疆稳定工作的会议纪要》的“7号文件”</a>前夕。这份文件进一步剥夺新疆仅有的自治权，加强对宗教活动的控制，并强化了军事和安全部署。 该书多数撰稿人系在维吾尔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诗人与艺术家。通过这些同代人的视角，这本书讲述了上述十位创作者鲜为人知的故事，包括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经历的苦难、民族良知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及其在艺术探索中的挑战与坚守。 尽管由中国官方出版社出版，且受到严格政治审查，这些回忆录仍具有一定的民间口述历史的价值。总体而言，《忧伤的记忆》为理解20世纪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复杂境遇、艰辛的艺术创作历程及少数民族精英在中共统治下的命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材料。该书既呈现了维吾尔文化人的生存实态，亦反映了现代中国语境下维吾尔历史与身份认同情况，为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

《维吾尔人》是维吾尔历史学家土尔贡·阿力玛斯关于维吾尔族古代历史的著作，写于1949年中共占领东突厥斯坦之后，是关于该主题的首部非官方著作。 该书于198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部学习资料， 1990） 为名，对土尔贡·阿力玛斯自1986年以来陆续出版的《匈奴简史》《古代维吾尔文学》和《维吾尔人》三本书展开批判。 《维吾尔人》系统地介绍了古代维吾尔人在北亚和中亚建立的三个国家——鄂尔浑回纥王国（744-840）、喀喇汗王朝（970-1212）和高昌回鹘王国（850-1335）的历史及其在亚洲史中的角色。作者使用了维吾尔及突厥语的第一手材料、中文历史文献、俄罗斯和欧洲东方学家关于中亚历史的研究，以及土耳其历史学家关于古突厥历史的研究，试图展现维吾尔人在古代中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在该书序言中提到，作者为撰写此书付出了十年的心血。 土尔贡·阿力玛斯在书中对中共官方历史学家“撰写新疆历史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批判，甚至明确拒绝了一些观点。他在序言部分强调，维吾尔人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维吾尔人的祖国，并反驳了中国官方历史学家提出的“维吾尔人不是新疆的土著民族，而是于公元840年从蒙古高原迁移到西部”（《新疆地方史》）的观点。他还坚决反对“新疆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简史》）的观点，并指出：“自古代突厥帝国（552-744）和鄂尔浑回纥王国（744-840）建立以来，直到1759年满清帝国入侵，历代中国中央王朝的影响从未越过长城西部。” 《维吾尔人》出版于民族政策相对宽松，尤其是天安门抗议爆发后整个中国民主呼声高涨的1989年，但该书的问世及其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使中共感到极度不安。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亲自出面，掀起了对土尔贡·阿力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批评运动。1989年底至1990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等院校、出版社、宣传机构、文艺机构、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都相继开展了批评三本书的政治学习。马大正、厉声、林干、杨发仁、谷苞等数十名中共官方历史学家专门撰文批评这三本书；乌鲁木齐也专门召开批判会议，出版了批评三本书的论文集。《维吾尔人》被指为“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提供历史依据的书籍”，以及“泛突厥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的《东突厥斯坦史》一书的翻版”（《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批评》，1990）。 1989年下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下令收缴并严格管控土尔贡·阿力玛斯的三本书。此后，维吾尔历史学家撰写和出版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也受到限制。官方编写出版的《新疆地方史》则成为高等院校的必修课教材。 在随后的几年中，《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国外，并被流亡维吾尔组织大量翻印。1990年代，《维吾尔人》一书的维吾尔语版本在土耳其翻印，并在阿拉木图以基于基里尔字母的维吾尔文字出版。2010年，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组织将这三本书整合后出版。《维吾尔人》一书的俄语版于1993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土耳其语版于2010年在土耳其出版。

维吾尔史学家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所著《东突厥斯坦史》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首部系统论述东突厥斯坦历史的著作。该书完成于作者在阿富汗流亡期间，1940年于喀布尔定稿，1941年在克什米尔首次出版。1948年在乌鲁木齐经过补充修订后，由阿尔泰出版社印刷了前近百页的内容，但不久后即遭国民党当局查禁。1949年后，该书更是被中共当局严厉封禁。中共宣传机构始终将其定性为“歪曲新疆历史的毒草”和“伪史”，并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敌人刻意篡改我们的古今历史，企图将我们的民族描绘成从未建立独立国家、长期受制于他人的落后群体。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不可能被彻底掩埋。我因此将搜集祖国与民族的真实历史资料视为使命。”他特别提到：“在喀布尔流亡期间，我利用有限条件收集史料，历时数年完成这部以东突厥斯坦语言文字写就的著作，谨此献给我的同胞。” 该书体量巨大，分为四大编、数十章节： 导论编：概述中亚历史地理及东突厥斯坦总体历史脉络; 古代编（公元前3世纪-1758年）：从匈奴、古突厥登上历史舞台至满清帝国侵占东突厥斯坦的千余年历史; 近代编（1759-1920年代）：东突厥斯坦当地人民反对满清帝国统治的数次民族起义、19世纪60-70年代在东突厥斯坦出现的地方政权、1878年左宗棠率清军第二次侵占东突厥斯坦以及中华民国初期的状况; 现代编（1930年代）：作为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革命亲历者与领导者，作者以生动笔触系统记述了起义始末、和田伊斯兰政权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言及1934-1937年民族革命的过程。应流亡维吾尔人的强烈要求，该编曾于1971年以《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史》为题在克什米尔单独出版。 该书主要依据维吾尔、突厥语本土史料，同时充分运用20世纪上半叶以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俄、汉及欧洲语言写就的中亚历史文献。其显著特色在于首次以现代史学方法论构建科学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体系，尤其是第四编，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 尽管该书先后遭国民党、中共当局及前苏联宣传机器的持续攻击，维吾尔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仍视其为基于其民族历史观和历史话语的首部系统性著作。 海外维吾尔社群多次重印推广此书，誉之为东突厥斯坦历史的典范之作。原著的完整维吾尔文本1987年由作者之女法蒂玛·布格拉在安卡拉出版，现代维吾尔语校订本1998年由穆罕默德·雅库布·布格拉博士在安卡拉推出，最新完整版2018年由伊斯坦布尔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文出版社再版。2016年该书原手稿影印本在东京附英文序言出版。2021年土耳其语学术版由乌德坚 (Ötüken) 出版社发行。本馆提供该书1941年首发版、1987年出版的完整版，以及1998年出版的现代维吾尔语校订版。

《守望黎明》是一部史诗体回忆录，记录了1930至1980年代东突厥斯坦（新疆）的政治社会变迁史，为从民间视角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文本。作者阿布都卡迪尔·祖农既是20世纪维吾尔社会重大变革的亲历者，也是1940年代起东突厥斯坦主要维吾尔文报刊的资深编辑与文学创作者，其双重身份赋予作品独特的历史纵深。 这部作品突破官方史观框架，以民间叙事重构了东突厥斯坦半个世纪的历史图景：从1920年代维吾尔社会生态、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军阀盛世才的血腥统治，到1944年爆发的伊犁革命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作者特别详述了1940年代后期其在位于塔城的维吾尔文报社《人民之声》的见闻，以及1949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东突厥斯坦、总部在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解体、民族军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等重大事件，并揭露了1950年代中苏"蜜月期"在新疆的地缘博弈。 该回忆录的核心章节聚焦于1949-1955年间中共统治下东突厥斯坦社会经历的剧变。作者以职业记者的敏锐，记录了中共极权体制如何扼杀维吾尔民族的政治诉求——苏联模式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加盟共和国"构想被粗暴否决，代之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者详述了这段历史：中共当局沿袭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首先将占中国六分之一面积的东突厥斯坦土地分割为以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族等少数民族冠名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及数十个民族乡，最终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冠维吾尔之名，行架空之实。作者当时作为《新疆日报》维文版主编，其体制内视角更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 作者在回忆录后部记述了其于1955年流亡苏联后的生涯：1950年代后期在塔什干《东方真理》出版社任维吾尔文编辑；1960年代参与苏联政府在塔什干设立的对华维吾尔语广播；1979年退休后多次申请，终在1986年重返阔别30余年的故乡东突厥斯坦。 该回忆录于1991-1993年间在塔什干写作完成。此时正值前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海外维吾尔独立运动高涨。75岁的作者将其一生经历融入20世纪个人命运与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交织中，同时寄托了民族独立理想与个人情怀。 该回忆录手稿在作者生前未能正式出版。他逝世后，该手稿如星火般飘散于海外维吾尔社群，在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的地下读书会中秘密传抄。部分维吾尔文网站曾刊载片段。本档案馆提供的是该回忆录的维吾尔文手稿。

《自由中国》杂志是1949年由胡适、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台湾创办的一份半月刊杂志，存在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时期，是1950年代台湾唯一公开可见的异议平台。从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创刊，到1960年10月4日雷震被判刑而正式关闭，《自由中国》共出版260期。 《自由中国》创办之初，与国民党政府关系良好。1949年最初在上海酝酿创办时，国民党尚未败退台湾。实际创刊时，由当时身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的宣传。中华民国最初迁移到台湾时，蒋介石为获得美国支援，并为宣示政治改革的决心，广泛任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雷震还曾在1950年被蒋介石聘请为国策顾问。1951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揭露军政机关为牟取破案奖金而诱民入罪，引发第一次言论风波，国民党对之十分不满。1954年底《自由中国》刊登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批评党国干扰学校教育，蒋介石震怒，宣布雷震被注销国民党党籍。 1957年《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讨论政治议题，连发15篇社论，首篇由殷海光执笔之“反攻大陆问题”，触动国民党禁忌，末篇“反对党问题”，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中正寻求总统三连任。1960年，《自由中国》除了发表论述反对党的文章，更因雷震等台港在野人士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而进一步触怒国民党当局。 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借《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刊出殷海光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宣告组建新党为大势所趋），以涉嫌叛乱、包庇匪谍的罪名将雷震等人逮捕，蒋介石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10月8日，雷震被宣判十年徒刑，《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 《自由中国》杂志在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加强新闻箝制之际，坚持媒介应有的新闻自由价值及理念，为后来的台湾党外杂志树立了争取新闻自由的典型。许多当时在国民党治下受迫害的异见者如今被视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领袖人物。<a href="http://www.yin.org.tw/">殷海光故居</a>现已被列为台北市市定古迹。

1955 年 5 月，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文字狱。 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风是一位诗人、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他曾师从鲁迅，受其启发走上反抗旧社会、追求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他被认为是鲁迅新文学运动的继承人，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创办《七月》和《希望》杂志，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左翼诗人和作家。因为秉持鲁迅的批判精神，坚持作家应该是独立的主观个体、而非共产党附庸的观点，胡风成为毛泽东的打击对象。据官方统计，这场运动中92人被逮捕、62人遭隔离监禁、73人被停职审查，2100人受到株连。虽然包括胡风在内只有3人被正式判刑，多名被认定为骨干“胡风分子”者仍经历了数十年的监禁和劳改。 导演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时任左联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这一罪名被监禁1年7个月，流放8年，并于1968年被殴打致死。 2003年起，彭小莲和闽燕墨雨走访了20多位仍健在的胡风案幸存者，历时五年多，拍摄制作出《红日风暴》。结合胡风本人的录音、对胡风案幸存者、受害者家属，以及国内外学者的采访，《红日风暴》完整地讲述了反胡风运动的全过程，以及这场运动对于受害者及其亲友持续二十多年的影响和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巨大身体和心理创伤。 作为第一部记录反胡风运动的影片，《红日风暴》讲述了这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左翼诗人和作家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文学参与革命。同时，该片也反映出毛时代针对知识分子的多场政治运动是如何一脉相承，统一于控制思想、铲除异己的总目标之下。

本书聚焦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作者对中共实施思想改造的背景、手段和技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知识分子的扭曲心态进行了细致的解剖。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极权主义，理解历史，理解人性，理解自由。这部书，解释了为什么如金岳霖、朱光潜、冯友兰等在中西哲学有很高造诣的学人，在中共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认罪的“思想囚犯”，也阐释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缘由。

民间档案馆系列访谈（1）

该资料库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位资料库”的一部分。该所“妇女与性别研究群”从世界各地图书馆收集近代中国妇女书籍与报刊，并将其数字化，建成包含214种期刊、约11万个条目的“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于2015年底开放外界申请使用。 1919年及之后的几年，中国女权运动高涨，因此也出现了很多妇女杂志，其中很多都由妇女来管理。该资料库收集的期刊发行时间大多在1907-1949年之间，也有部分1949年后出版的刊物；有综合性刊物，也有聚焦于妇女运动、家庭、健康、就业等的刊物；近四分之一的刊物发行地为上海，其次是北京、广州和南京。从资料库目录的刊物实际出版年份可以看出，大部分妇女杂志的持续时间较短，在1-5年之间。通过该资料库，读者可以对近代中国妇女史、运动史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除了浏览期刊和检索内容，用户还可以进行作者研究和期刊分析。在作者研究栏目下，用户可以阅读作者传记，还可以看到特定作者的文章数量，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的网状图。期刊研究栏目下，用户可以通过关键词、年代和文章类别等绘制网状图，为特定年代或者议题提供更加立体、全面的信息。 资料库链接：https://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web/acwp_index.php。 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妇女杂志》于1915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刊，是一份面向女性发行的综合性大型杂志，每月发行，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而停刊。该杂志发行地区包括国内各大城市及海外的新加坡等地。在近代中国，无论从存续期间、发行区域、发行量，或是读者群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该杂志都是其他面向女性的刊物难以比拟的，《妇女杂志》一度成为宣传女权主义话语的有影响力的论坛。 该杂志刊行期间跨越五四、国民革命期等重要历史时期，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如何影响该刊物的定位和风格。虽然是妇女杂志，但杂志主编和大部分文章的作者都是男性。 根据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分析，《妇女杂志》创刊初期偏向保守，虽然提倡女子教育，目标确是要把妇女培养成贤妻良母。在新文化主义和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杂志被迫作出改革，开始刊登关于妇女解放的争论，也开始更多地呼吁妇女投稿，传播自由女权主义思想，支持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1923年，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后，中共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话语对自由女权主义构成挑战，杂志影响力式微。1925年9月，《妇女杂志》再次更换主编，将重心转向培养妇女艺术品味，杂志不再是一份前沿女权主义刊物。 尽管《妇女杂志》由男性主办，其中也存在男性对于妇女的鄙夷和歧视，但其指出和讨论了阻碍 妇女取得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例如教育、职业、经济独立、婚姻恋爱自由、新的性道德、家庭改革、解放奴婢、废除童养媳制度、废除娼妓、避孕节育等，对于妇女运动和各种思潮和观点也基本持开放态度，都予以刊登 ，对于妇女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珍贵的史料。 为了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更有效的研究工具，东京大学教授村田雄二郎于2000年与其他几位来自日本、台湾、中国和韩国有志于妇女史研究的同仁一起成立了《妇女杂志》研究会。研究会的两大目标是制作《妇女杂志》全十七卷总目录， 以及召集各地学者对《妇女杂志》进行综合性研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协助下，该杂志被制作成线上资料库，存储于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史数位资料库网站，公众可直接访问。 资料库链接：https://mhdb.mh.sinica.edu.tw/fnzz/index.php。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王伊蔚（1905-1993），曾用化名王耐一，福建闽侯人。王伊蔚曾就读于由美国教会兴办、以向中国妇女传播基督教义为宗旨的上海女子中学（今上海第三女子中学），但因不接受学校大部分学生来自权贵家庭以及西化教学，转为自学完成初中学业，考取由国民革命军将军冯玉祥领导的中国第一个男女合校，今是中学。毕业后，王伊蔚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半年后，听说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始接受女学生，立志做中国第一代女新闻工作者的她遂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 1932年毕业后，应复旦同学邀请，王伊蔚担任《晨报》妇女栏外勤记者，专门采访妇女界知名人士，因此得以并采访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两人结识后，决定共同创办独立妇女刊物《女声》，鼓励妇女寻求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 办刊过程中，王伊蔚和刘王立明发生理念分歧。经多次商讨，1934年，《女声》杂志宣布独立，不再受中华妇女节制会资助。为了筹集经费，王伊蔚通过私人关系和《女声》的支持者网络，举行义演、义卖和寻求个人赞助。 由于其左倾立场及其对国民党政策的尖锐批评，该杂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酷审查和打压。据王伊蔚自述，她从友人处听闻自己的“名字已上了工部局的黑名单”。1935年，杂志被迫停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伊蔚起先在邮政局工作，为了继续参与革命，辞职来到广东，受广东省政府妇女会文化部主任陆素英邀请，担任《广东妇女》的主编。不久后，省政府为躲避日军迁往广西，《广东妇女》也就此停刊。王伊蔚回到上海，在《大美周报》担任妇女栏编辑，自己撰写文章，鼓励妇女参加抗战。后因报社总编辑被日方暗杀，报纸停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王伊蔚组织《女声》复刊，继续担任主编。由于国民党的持续迫害，《女声》最终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于1947年停刊。王伊蔚做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1962年成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是1949年后是中共设立的具有统战目的的荣誉性研究机构，用于安置解放前的党外知识分子。 根据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对晚年王伊蔚的访谈，她曾坚定地信仰共产党的妇女思想，但解放后，她看到共产党言行不一，意识到共产党只不过利用了妇女运动。 更多关于《女声》的信息请参见：<a href="http://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wp-content/uploads/sites/948/2024/11/%E7%8E%8B%E4%BC%8A%E8%94%9A-%E6%88%91%E4%B8%8E%E3%80%8A%E5%A5%B3%E5%A3%B0%E3%80%8B-1987.pdf">王伊蔚《我与〈女声〉：向三八妇女节献礼》</a>（来源于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个人网站）。

《女声》于1932年10月创刊于上海，刊名意指“妇女大众的呼声”。《女声》是一本半月刊，以女声社名义发行，由时任记者王伊蔚和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共同创立，办刊经费一部分来自妇女节制会，一部分由王伊蔚通过广告和亲自推销筹集。 《女声》在第一期发刊词中描述其使命为“为大众民族求解放，为大众妇女谋幸福”。刊物文章体裁包括时事短评、论著、文艺作品、读编探讨专栏，以及为读者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读者信箱；内容涉猎广泛，包括很多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文章，对妇女参政、婚姻、职业等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劳动妇女情况和世界各地妇女生活的报导。虽然《女声》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但立场上认同社会主义、支持中共，认为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因主编王伊蔚与社长刘王立明发生理念分歧，1934年，《女声》杂志宣布独立，不再受中华妇女节制会资助。由于其左倾立场及其对国民党政策的尖锐批评，该杂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酷审查和打压，被迫于1935年停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女声》于同年11月复刊，转为月刊。复刊后除了发行杂志，《女声》编辑部还召开过“女子参政问题”“女子教育问题”“抗战夫人问题”“知识妇女问题出路”等几个专题座谈会。《女声》还再度与刘王立明合作，并且改变编辑方针，决定全部刊用妇女作者的作品。主编王伊蔚表示，为了保持独立，杂志没有接受任何政治资助，经费多来自募捐、义卖等。由于国民党的持续迫害，刘王立明被迫逃亡到香港。最终，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女声》于1947年停刊。 《女声》杂志收录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b><a href="https://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web/index.php">“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a>，用户可免费注册使用</b>。该网站收录了《女声》1932-1935年的期刊全文，但1945年复刊后的大部分材料散失，只收录了3期。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更多关于《女声》的信息请参见：<a href="http://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wp-content/uploads/sites/948/2024/11/%E7%8E%8B%E4%BC%8A%E8%94%9A-%E6%88%91%E4%B8%8E%E3%80%8A%E5%A5%B3%E5%A3%B0%E3%80%8B-1987.pdf">王伊蔚：《我与〈女声〉：向三八妇女节献礼》</a>（来源于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个人网站）。 注：1942年抗战期间，在日方及汪政府资助下，另一本《女声》于上海创刊，与原《女声》杂志开本大小和编排方式相同，封面设计也十分类似。该杂志由日本左翼作家、女权主义者佐藤俊子（又名田村俊子、中文名左俊芝）主编，是上海沦陷区日伪政权统辖下出版的唯一妇女杂志，于1948年停刊。根据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涂晓华的研究，虽然该杂志长期以来被视为“汉奸”杂志，是日本的政治宣传工具，但由于佐藤俊子的国际主义立场，以及中共地下党员的参与，该杂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传播左翼思想的平台。该杂志也收录于“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

《论言论自由》最初于1979年由民办刊物《沃土》发表。作者胡平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将该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论言论自由》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该油印本由香港《七十年代》（后来的《九十年代》）在 1981 年第 3、4、5、6 期连载。1986 年，这篇长文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 年 7 月号和 9 月号上。其后，北京的三联、广州的花城和湖南出版社都打算出单行本，但因反自由化运动兴起而未能实现。 《论言论自由》以启蒙性的语言解释了言论自由的意义，反驳了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和曲解，并提出了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的途径。 本文档由作者提供，还包括了《论言论自由》发表后座谈会的内容，以及作者在2009年为日语版《言论自由与中国民主》写下的序言。

本书作者向承鉴，“星火案”幸存者。（详细作者信息请见下方作者链接。）本书是向承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和思考。 （以下PDF附件分三部分。）

独立纪录片编导老虎庙自2010年起做了一系列以“中国公民社会转型期”为主题的访谈，邀请中国公民社会参与者分享对于中国如何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的见解，以及个人的行动经验。整个系列共55集，受访者近50人，包括学者、艺术家、非政府组织机构从业者、律师等。2010年代初，虽然言论自由受到管制，但仍有一定空间，受访者在访谈中都直言不讳地对中国的体制性问题作出了中肯批判。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因为自己的表达和行动而身陷囹圄，或被迫去国离乡。这一系列访谈也成为了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历史见证。

文革爆发时，杨小凯是长沙市一中的高中生，1968年1月12日他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系统性地提出了“极左派”红卫兵的主张，批判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中华人民公社”。据杨小凯回忆，当时由于父母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倒，自己在学校里倍受歧视，无法加入红卫兵，就参加了造反派，反对血统论。后杨小凯因此文被判刑十年。杨小凯于2004年去世。本文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