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孔令平居住在重庆，曾经在年轻时被打为“右派”，历经中国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经历悲惨。本书取材于作者自身经历，从出生一直写到2009年。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

《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是林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她选择在1965年7月14日起笔书写，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一天。林昭用五个月完成了这封长达 137 页的信。文章用墨水写成，林昭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盖了一个 "昭 "字印章。信写完的同一年，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同日执行枪决，时年 36 岁。 这篇14万字的文章全面表达了林昭的政治信仰。关于她的抗争目标，她写道： “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 “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关于抗争手段，虽然坚定战斗的信念，对于是否使用暴力，她的态度则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 学者艾晓明特别对林昭信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作了分析。林昭在信中不仅陈述了女犯与男犯不同的性别经验，对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也有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林昭特别提到自己的行动“大多源于直觉——感性，而非理性”。艾晓明指出，女性主义理论意识到重理性轻情感的父权制根源，并且父权制极权就是通过排斥感情将人变成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其实正是反极权的能量。更多分析请参见<a href="https://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5.html">艾晓明的《林昭遗稿研究之一：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a>。

该书作者严家其和高皋是一对夫妻。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严家其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曾参与赵紫阳总理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夫妻俩在“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1986年天津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很多人都是从此书开始对“文革史”形成全面了解。

本书力图通过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以揭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及文革前后变迁的趋势等等。本书作者徐友渔为红卫兵的同龄人,通过大量访问、文献调研积累了有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基于口述资料和个案调研以分析红卫兵心态形成的研究还很少见。因此本书对这方面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书于199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集了北大校友的 25 篇文章，有20位北大毕业生回忆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讲述了他们在北大的所见所闻。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 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购书链接：https://www.amazon.com/Retrospect-Stormy-Days-Chinese-Fook/dp/1683721292/ref=sr_1_4?ie=UTF8&qid=1523033749&sr=8-4&keywords=dixie+w+publishing+corporation

作者王若水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曾担任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并得以参与高层意识形态的讨论，对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认识。他是中共体制内难得的一位有独立人格以及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在他因癌症去世后，他的妻子冯媛帮助他整理出这本遗著，2002年由明报出版社出版，被评价为“第一部最为全面、最为深入论述毛泽东和他思想的著作。”

李一哲是中国大陆文革时期一张著名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署名。该大字报主要由三人合著，分别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李一哲是三人名各取一字而成。 “李一哲”从1973年9月13日至1974年11月7日写出三稿。1974年11月10日，文章在广州街头公开张贴，共六十七张白报纸，二万六千多字。内容呼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批判“林彪体系”为形式，矛头直指中共建国以来极左运动践踏民主法制的种种弊病。大字报指出，林彪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是极左。大字报还未点名地指出了当权者的许多罪行，并且联系这些现象，分析了社会主义“体系”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李一哲等人于1977年被捕，一年后平反。

《林昭文集》收录了近百篇林昭作品，包括其中学时期以来写作的散文、诗歌、评论、新闻报导，及其所有后来退还给家属的林昭在狱中的文稿和书信等。该文集由林昭生前好友谭蝉雪（参见本站关于谭蝉雪的条目）和倪竞雄女士等编辑整理并私下印制成册。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大多是谭蝉雪逐字整理。该文集是美国杜克大学连曦教授研究写作《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一书最主要的史料。

文革中，1403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告别父母家人，离开城市，前往“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1048万插队或回乡知识青年被安置在农村社、队里，126万知识青年被安排在新组成的青年集体场队中，另有229万知识青年，被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所接纳。生产建设兵团成为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在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本书叙述了文革期间，生产建设兵团兴亡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

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文革。而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本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历史。

本书是多位作者的合集，其中大部分作者曾任中共高官，例如李锐、萧克等人。通过作者的回忆，可以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反右等以及多起冤案，例如胡风案的细节，有相当的说服力。本书1998年由中国大陆的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

作者杨曦光（杨小凯，1948–2004），在中学年代经历文化大革命，1967年因为发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批判文革思维，入狱十年。本书是杨小凯的回忆录，书中每章讲述杨小凯在狱中所接触的一个或两个犯人的故事：他们中有地下反对党的领袖，有从事自由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有扒手、强盗，有各式各样的不同政见者，被迫害的教徒和作家，以及国民党时代的高官贵人。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本书于1994年出版，1997年、2016年再版。英文翻译本题为《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杨小凯自序说，英文版和中文版内容差别相当大，是“两本独立的书”。多数章节曾以《狱中回忆》为名在《北京之春》杂志上连载。

本书作者穆欣是早期中共党员，1950年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被打倒并关入诏狱（秦城监狱）。此书于1997年在香港出版。由于作者的身份，此书有助于了解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高层情况。

1984年，胡耀邦派出1300余名工作人员前往湖南道县调查1967年发生的大屠杀。作者谭合成作为媒体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在当地获得大量机密文件和访谈资料，完成了十万字的纪实文章。但不久后，由于政治环境变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谭被告知其文章无法发表。谭决定继续调查，多次独自前往道县做采访、补充原稿。谭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 400 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 2010年，他经由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全书共九卷、83章、超过50万字。根据谭的调查，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里，道县所在的零陵全地区有 9千多无辜村民因被扣上反革命罪名而被杀或被迫自杀，其中包括妇女儿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1万4千多人，其中国家干部426人，农村基层干部2767人，共产党员3880人。不同于之前国内出版的以知识分子受迫害为侧重的文革史，这本书呈现的是无辜百姓在文革期间遭受的系统性暴力。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使普通读者得以对这一惨案形成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杨继绳（参见本站关于杨继绳的条目）认为，目前流传于海内外的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资料大部分源自于谭的调查与采访。 该书于2011年再版，2016年出版修订版，全书扩展至70万字。2017年，经谭合成同意，牛津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著名翻译家毛雪萍和郭建教授翻译的<a href="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the-killing-wind-9780190622527?cc=us&lang=en&">精简英文版</a>。

本书是中国著名理论学者李洪林的力作。作者在改革开放中曾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六四”事件后被捕。1990年后继续从事写作和研究，关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进程。本书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1949-1989）的“斗争运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四十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屡次政治运动，剖析极“左”的思想运动戕害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异见者的原因及对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