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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主题:Communist Party Political System
档案主题: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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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出身论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
图书
王怡牧师文集: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
王怡是中国宗教领域的知名人物,也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1973年出生于四川,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后任教于成都大学,投身基督徒,成为牧师,他所负责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是中国最有名的家庭教会之一。 该教会位于成都一栋办公楼,拥有自己的书店、神学院和学前教育机构。教会定期举行数百人的聚会。后来,教会内部出现矛盾,与此同时,王怡更加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2018 年,他批评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以便自己成为中国的终身统治者。2018年12月9日,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上百名基督徒被警方逮捕,教会随后被官方取缔。201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王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获刑9年。 本书根据王怡牧师2018年在秋雨圣约教会的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前五章由王怡牧师亲自审阅,但王怡牧师在完成后五章审阅前被捕。这些文章涵盖了王怡牧师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教会在中国作为典范的角色、秋雨圣约教会在中国的角色,以及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
图书
我所亲历的政治运动
本书是多位作者的合集,其中大部分作者曾任中共高官,例如李锐、萧克等人。通过作者的回忆,可以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反右等以及多起冤案,例如胡风案的细节,有相当的说服力。本书1998年由中国大陆的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
图书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本书作者杨继绳是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有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他对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政治浪潮,以及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知之甚多,并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他本人也做了大量采访,包括对赵紫阳、朱厚泽、李锐、任仲夷、安志文,田纪云等重要当事人的访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于2004年11月首次在香港出版,当局因此对杨继绳进行了一系列打压。本书于2010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再版。
文章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影视
明信片
王荔蕻退休后履行公民责任,从关心中国的女权问题开始走上维权之路。她为福建三网民事件曾连续九天每天给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写一封信,呼吁当局放他们回家过年。为此于2011 年 3 月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其案于 8 月 12 日由北京朝阳区人法院开庭审理;在将近一个月后的 9 月 9 日,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王荔蕻有期徒刑 9 个月。
图书
改革历程
《改革历程》一书是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于2009年5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其英文翻译版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在此前的5月13日出版。根据该书序言所述,1992年,赵紫阳的老部下、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与另一位前任中共高官萧洪达一起,说服软禁中的赵紫阳把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书。
影视
公羊
纪录片《公羊》由独立导演老虎庙拍摄于2016年,此处提供的是2021年作者的修订版。本片记录了“1983年严打”中发生在西安的一个真实事件。纪录片主人公、艺术家公羊(本名李晓明)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反应了邓小平指示发动的这场“1983年严打”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谬。本片曾入选栗宪庭基金/CIFF独立电影展。
影视
红色美术
本片采访了当年的画家、红卫兵以及今天中国和英国的收藏者、研究者,力图呈现文革宣传画的产生、流传及影响。在片中讲述个人故事的有:《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刘春华、广州画家李醒韬、广州老红卫兵周继能等。北京、广州的美术馆主持人、美术评论家、当年将中国宣传画带去英国的记者、教授、研究者等,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对文革美术的理解。
book
炼狱归魂: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1957-1981)
1960年,一群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右派师生亲历大饥荒,自印《星火》杂志,揭露和批判引发这场浩劫的极权统治。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其参与者就遭到逮捕,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多人后被判重刑甚至遭处决。<a href=”http://108.160.154.72/s/minjian-danganguan/item/1759#lg=1&slide=0”>《星火》第一期和更多关于“星火案”的信息可于此处阅读</a>。 《炼狱归魂——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1957-1981)》是《星火》杂志主要参与者向承鉴的自传。当年他和另一名学生负责首期杂志的印刷,并为《星火》贡献了六篇文章。他因“星火案”被判18年监禁,直到80年代初才获平反。 这部回忆录分为上、中、下三部,全书共十三章,超过 35万字,记录了向承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后因《星火》被捕服刑十九年,以及释放后争取平反、重建个人生活的经历。学者艾晓明在该书序言中如此评价向承鉴的这本回忆录:“向承鉴的回忆对于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重要价值。首先,它是继谭蝉雪的《求索》之后有关《星火》案的又一证言,是关于这场抗争的历史文献。作者呈现了案发前后的社会脉络,描述了《星火》同人——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思想者挑战极权专制的壮举。第二,它是西部多所劳改营的记录,作者描述了在甘肃、青海等地长达十八年的劳改经历,揭开了中国式古拉格的西部长卷。第三,它是一位反抗者个人的心灵史,作者展示了在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力碾压下他经历的痛苦磨难与生死历练。” 该书附录包括向承鉴为《星火》撰写的六篇文章、记者江雪关于向承鉴的深度报道,以及由艾晓明整理的《星火》冤案年表。 《炼狱归魂》由纽约博登书屋出版,也是“民间档案馆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感谢作者向承鉴授权档案馆分享该书电子版。欢迎读者购买该书支持作者和出版社。
图书
还原1957
《还原1957》本书不仅讲述了 1957 年反右运动的历史,也是对这段历史的理论性反思。该书由魏紫丹(原名魏立言)撰写,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中作者讨论了反右运动的哲学问题,中篇则是对这场运动的探源与溯流,下篇面向未来,反思运动带来的历史教训。魏紫丹认为,被打为右派的人为了言论自由而站出来,这场运动因而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场人权灾难。本书还附有十一篇单篇文章,包含了作者对很多不同历史事件的思考。 魏紫丹1933 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曾任安阳中学教师。他本人被打成右派,对这场运动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但与一些个人苦难叙事不同的是,他以更具分析性的眼光切入了这一问题。 晚年移居美国后,魏紫丹继续收集资料,找到了完成本书的自由。本书于2013年由香港五七学社出版。
图书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清华附中,一所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女及高干子弟开办的中学。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三学生,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核心成员。文革前宋柏林坚持写日记,文革初期也未间断。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认为,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部分很有历史价值,决定把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本书涵盖了从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5月到1968年2月宋柏林的全部日记,另外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这本日记属于来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因此缺乏历史背景说明和脚注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语境。幸运的是,这次出版的日记有骆小海撰写的序言。骆在序中说明了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一些关键事件。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日记的诠释有时并不那么简单。当时的红卫兵很快就受到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人的批评。正如作家胡平在 2007 年对该书的<a href="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_ping-20071112.html">评论</a>中所指出的,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昔日天子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甚至产生一种背叛感。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然而,日记却没有揭示这些。 胡平认为,在那个时代,写日记是参与者证明自己革命热情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在写作时进行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错误”言论被发现后会被用来对付自己,于是“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种个人反思和叙述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一种角度,来理解极权主义恐怖和权力的运作方式。当恐怖和权力渗透进人们的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世界中,即使在写日记这种私人隐私的东西时,个人的语言也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当红卫兵同学动手打同学打老师时,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宋对自己缺乏这样的热情、没有能参与其中表示尴尬,认为自己的阶级情感还不够深——在一个私人空间被公共叙事完全侵占的时代,宋的日记最好被视为展示当时年轻人思想方式的原始文献,而不是个人自我反省的练习。
图书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陈永发教授的这本书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革命夺权、不断革命、告别革命,深入探讨中共历史上的三大问题:民族主义,基层权力结构,思想改造和控制。该书200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该书可于<a href="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LNB/book/Book.aspx?ID=61046-0301&vs=pc">此处</a>购买。
影视
星火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批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也被送到甘肃的武山和天水农村,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出于对当局作为的震惊和愤怒,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出版了一份地下杂志《星火》,揭露大饥荒实情、批判当局的专制独裁。《星火》第一期于1960 年出版,包括九篇文章和一首长诗,揭示了大饥荒惨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许多参与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人就遭到当局逮捕。《星火》一些主要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也都被判处重刑。 导演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听说了《星火》杂志,于是开始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影像资料的稀缺,胡杰参考了很多档案。对此,胡杰在一次<a href="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5/cc25hujie/">采访</a>中说道:“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胡杰赴武山、天水、兰州等地采访了幸存的《星火》成员、受难成员家属、以及当地农民等。受访者的讲述与《星火》中的文字穿插出现,观众由此得以了解当年这批学生为何决定创办《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残酷暴政的威胁下通过行动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火种。 该片曾获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评审团特别奖、亚洲竞赛单元优秀奖,以及北京独立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期刊
星火 第一期
1959年,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目睹了饿殍遍地、同类相食的悲剧。在历史系学生张春元的带领下,一些学生一起创办了地下杂志《星火》,希望人们意识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所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学生们用当地一个老砖瓦厂留下的一台油印机,自己刻钢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 《星火》第一期共三十多页,包括九篇文章和林昭的一首长诗。作者们通过讲述和分析他们所目睹之农村现实,反驳当局将大饥荒归咎于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强调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对其他阶层的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用宙斯喻指毛泽东及其专制,赞颂盗取自由火种的人们。学者艾晓明<a href="http://www.sanxiatansuo.com/index.html?index=view&vid=10821">如此描述</a>《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思想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学生们计划将杂志寄给各省市的领导人,以警醒当权者纠正自己的错误。1960年9月30日,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武山、天水的参与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认识和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参与者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执行死刑;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因与这些学生有过交流,被判刑五年,后被处决;林昭被拘留于北京,后也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如顾雁、谭蝉雪、向承鉴等则都被判处重刑。 90年代以来,为了重新恢复这段历史记忆,谭蝉雪投入大量心血搜集相关资料。她曾奔波于兰州、天水一带,为了寻找当时的案卷。在多次尝试与碰壁之后,终于在武山县法院找到被当作“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罪证来保管的《星火》原稿和其他资料。 我们希望寻找志愿者协助将《星火》翻译成英文。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图书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该书全面记录和分析了反右运动。作者朱正出生于1931年,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鲁迅研究专家。他在1957年时被划为右派,亲身经历了整场反右运动。该书参考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大量资料,加上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内容翔实可靠,同时提供了一些新发现。书名《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副标题中的“两家争鸣”出自《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原话是:“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意味着毛泽东承诺的思想多样性的终结。 该书在199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是中国最早正式出版的反右研究著作之一。
影视
太石村
2005年秋,广州番禺太石村因村官卖地,引起村民强烈不满;数百人签名,依法要求罢免村长。村民查封了村委会财务室,并通过静坐等形式表达诉求。政府部门动用警力抓捕了村民中的活跃分子,但村民坚持要求启动罢免程序。政府部门终于派出工作组,到村里核实签名。 太石村罢免事件得到中外媒体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当地政府的不安。9月12日,政府派出警察包围太石村,抓走了在村委会室静坐的几十位村民。尽管受到种种打压,太石村民坚持按自己意志选出了罢免村委会主任的选举委员会。政府继而派出工作组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被选举成员逐一退出。秋风秋雨中,被雇来的打手组成巡逻队,将律师和记者轰出村外。 该片记录了这场村民自治运动的抗争场面和悲剧结局,呈现了广东农村涌动的权利意识;从中可以看到村民运用选举权的能力以及政府应对基层民主的惯性方式。
图书
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本书作者以亲历者身份,阐释了1956~1966年中苏论战前后的两党关系以及中苏论战的主要过程。中苏关系自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上台,围绕着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关系,与“帝国主义”关系,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及民族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中苏交锋。作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作者讲述了一个他所知的历史真相。本书最初于1993年在大陆出版。
图书
何家栋文集
何家栋是中国一名出版家。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创办工人出版社,是共产党的宣传喉舌之一。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被打成“反党分子”。1965年,经康生点名,下放到山东成武县,交地方管制达14年。“文化大革命”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亲及两子非正常死亡。 1979年,“右派”改正及彻底平反后,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3年创办《人生》月刊,1984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1985年辞职离休。上述周报、双月刊和网站均被当局停刊关闭。何家栋探讨中国结束专制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写了大量文章。他本人有着60年的“红色出版家”生涯,但却从未有过出版自由,就连他自己的文集也一直没有机会出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未亲眼见到印制成册的文集――那些印好的书遭到中国当局的查抄没收。 文集可于<a href="https://www.fellowspress.com/shop1/p/-4">此处</a>购买。
图书
五七疑云 —— 破解反右派运动密码
1957年开始的中国反右运动,以整顿知识分子开始,随即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饥荒一系列的灾难。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宗旨是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历史资料。五七学社的负责人是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作家武宜三。本书作者申渊也是当年的右派,对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做了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并试图回答一些未解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