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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是林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她选择在1965年7月14日起笔书写，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一天。林昭用五个月完成了这封长达 137 页的信。文章用墨水写成，林昭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盖了一个 "昭 "字印章。信写完的同一年，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同日执行枪决，时年 36 岁。 这篇14万字的文章全面表达了林昭的政治信仰。关于她的抗争目标，她写道： “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 “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关于抗争手段，虽然坚定战斗的信念，对于是否使用暴力，她的态度则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 学者艾晓明特别对林昭信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作了分析。林昭在信中不仅陈述了女犯与男犯不同的性别经验，对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也有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林昭特别提到自己的行动“大多源于直觉——感性，而非理性”。艾晓明指出，女性主义理论意识到重理性轻情感的父权制根源，并且父权制极权就是通过排斥感情将人变成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其实正是反极权的能量。更多分析请参见<a href="https://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5.html">艾晓明的《林昭遗稿研究之一：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a>。

很少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能像[《天安门文件》（中文版译名《中国“六四”真相》）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本书中的政府内部档案来自一位化名“张良”的人，自称是中共高官。该书得到几位著名西方中国问题学者的加持。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目前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翻译和编辑，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夏伟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该书甫一问世就因来历不明而受到批评，张良的匿名身份也更加令人不信服。这些文件既包括之前已流出的政府各部门文件，也有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记录。大多数学者对前者并无异议，但对后者则表现出较大疑虑，有人认为书中有些对话的语气过于矫揉造作，或似乎混入了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内容。  香港著名出版人鲍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尽管文件出处将永远是一个谜团，但这些文献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鲍朴以严谨的态度，通过将这本书中的内容与过去二十年中出版的其他相关书籍进行比照，指出书中文件与其他材料不符之处，对该书的真伪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鲍朴的结论是：《天安门文件》并非中共内部档案，来源可疑，不能用来帮助理解 1989 年 6 月 3-4 日晚的屠杀平民事件。鲍在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末尾写道，这些绝密文件只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不能当作历史的基石。

六四”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中共在国内大肆搜捕参与民主运动的骨干分子。一些香港人组织了秘密渠道，帮助民运人士逃离大陆，代号“黄雀行动”。本书作者江迅是资深媒体人，详细介绍了“黄雀行动”的经过。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女权活动家和思想者之一，艾晓明接受了密西根大学Global Feminisms Project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艾晓明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对中国女权发展现状的认识以及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