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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是林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她选择在1965年7月14日起笔书写，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一天。林昭用五个月完成了这封长达 137 页的信。文章用墨水写成，林昭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盖了一个 "昭 "字印章。信写完的同一年，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同日执行枪决，时年 36 岁。 这篇14万字的文章全面表达了林昭的政治信仰。关于她的抗争目标，她写道： “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 “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关于抗争手段，虽然坚定战斗的信念，对于是否使用暴力，她的态度则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 学者艾晓明特别对林昭信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作了分析。林昭在信中不仅陈述了女犯与男犯不同的性别经验，对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也有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林昭特别提到自己的行动“大多源于直觉——感性，而非理性”。艾晓明指出，女性主义理论意识到重理性轻情感的父权制根源，并且父权制极权就是通过排斥感情将人变成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其实正是反极权的能量。更多分析请参见<a href="https://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5.html">艾晓明的《林昭遗稿研究之一：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a>。

1959-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这一灾难中到底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官方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相关数字。 金辉的这篇文章旨在希望可以从具体史实和证据出发，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 根据中国权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公开数据，金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死亡人数约为4060万人，这与国外学者的估计大致相符，国外学者估计死亡人数为4500万人。 本文发表于1993年的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文章收录于“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s://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20901a.htm。

许良英是中国知名的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曾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三卷本、1979年）。他年轻时曾被打为右派，晚年追求宪政民主，成为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在他2013年离世后，他儿子许平撰写的回忆文章。

文革爆发时，杨小凯是长沙市一中的高中生，1968年1月12日他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系统性地提出了“极左派”红卫兵的主张，批判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中华人民公社”。据杨小凯回忆，当时由于父母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倒，自己在学校里倍受歧视，无法加入红卫兵，就参加了造反派，反对血统论。后杨小凯因此文被判刑十年。杨小凯于2004年去世。本文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