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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辽宁省西部荒凉的凌源地区，来了一批沈阳高校的知识分子右派，他们要在这里和监狱的刑事犯们一起劳动改造，挖矿山修建铁路。共产党如何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胡杰的镜头还原了这段历史。

本片拍摄了青海省祁连山区小煤窑里矿工的生活。这里是海拔3600米处，空气稀薄。小煤窑里的矿工在没有任何保护的工作环境里艰苦劳动，一般干5-10年就会得矽肺病，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如果死于事故，家属只能得到微薄的赔偿金。这是中国底层劳工在1990年代初生存状况的真实记录。

纤城，是福建纺织化纤厂的统称，这是一座创建于1971年，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最先投产的九家维尼纶厂之一，这座深驻在福建永安市郊外3公里外大山深处的工业城镇，曾一度辉煌，但如今已渐渐落下帷幕。老厂房斑驳沧桑，年轻的工人如今已白发苍苍，很多人离开。纪录片表现了这座计划经济时期大厂的命运。

2003年被称为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元年，它以广州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与此同时，发生了为湖南女教师黄静争取法律公正的运动，它是以受害人家人、网民、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为主体的，并且延续了数年时间。本片记录了黄静案从立案到判决后的讨论过程，并分析针对妇女的性暴力活动。

纪录片《上访》国内发行版由《众生》《母女》《北京南站》三部分组成。第一部《众生》串联起多个上访人的不同故事，他们因为不同的事由走上了上访这条路, 聚集在北京的“上访村”。导演赵亮在片中力图全景式地展现上访人群的经历，解释什么是上访，人们为何要上访，以及如何上访。 第二部《母女》记录了一对农村母女的上访故事。母亲戚华英从女儿小娟四岁起就带着她从江苏到北京上访，漂泊十二年。《母女》的故事在《上访》三部中横跨时段最长，从1996 年一直到2008年，见证了一个女孩在十多年上访生活中的成长，不仅呈现了中国上访者的悲哀，也揭示了旷日持久的上访如何影响下一代的命运。上访者不独被打压、排挤，在媒体中也无话语权，甚至在媒体的操弄下更加边缘化。该片还涉及对中国政府以精神病为名强制监禁异议人士的问题。 《北京南站》將镜头对准奥运会中面临被改造的上访村。在这里，虽然是十几二十人同处一室，上下铺相连，访民们好歹还算是头顶一方屋檐。然而，奥运来了，为了翻新北京南站，推土机和铲车开来了，平房被推倒，窝棚被压平，桥洞被堵死，城管保安警察你追我赶，访民们连仅有的生活用品也没有抢出就被驱散。 导演在回顾他的拍摄过程时曾说，拍截访的人时他就尽量穿得像截访者，要拍上访的人，就要尽量穿得像上访的，“几套行头，拍摄也尽量低调，尽量拿小机器” 。该片获得夏威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以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南小街，长期是一些无家可归者以及上访者的聚集地。导演于2007年参与到流民救助慈善活动中，并持续跟踪拍摄这些边缘群体，八年后完成了该片剪辑。该片入围第十二届中国独立影像展纪录片竞赛单元。

该纪录片讲述了四川东部大山里三个煤矿工人家庭的生活故事。曾获2011年第35届玛格丽特米德影人奖。导演刘元辰。

2008年初，中国春节临近，铁路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中断、列车停运；除夕之前，成千上万的广东外来工集聚在广州火车站，等待开往家乡的列车。广东省紧急启动最高级别的春运预案，举办广交会的交易中心大厅首次作为候车室为农民工敞开，军区调兵遣将奔赴粤北抢修京珠高速；许多志愿者开展服务为民工分忧。 汹涌的人流吞没了年轻女工李红霞的生命；而急切回家结婚的工人李满军从高架桥跳上列车触电伤重不治。该片记录了1月27日到2月6日农历除夕期间广州火车站的场景。围绕广州发生的故事，作者也先后到深圳、韶关、乳源以及遇难者的家乡湖北监利、湖南岳阳农村采访。

该片讲述谭作人和艾未未的故事。2009年7月，四川环保工作者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成都一审开庭。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应律师之邀出庭作证，开庭前一晚却遭警方骚扰并被控制在宾馆不能出庭。艾未未在警察进入房间之间打开了摄像机，得以记录下当时的情况。后来艾未未团队制作并发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纪录片《老妈蹄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采访了《老妈蹄花》的幕后人物，包括导演、摄影师、剪辑师，以及该片的观众，记录下当时公民和国家的关系。

北京火车南站附近的一片民房区，曾因聚居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民众而被称为上访村。当局曾多次清拆该处的平房和窝棚，但不少上访者仍然恋守这片地苦寻青天。影片纪录了北京上访村的变迁，将镜头村庄聚焦于数千名从外省赶来的平民。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向最高信访机构——国家信访局提出申诉，结果却一再被拒之门外。北京上访村最终于2007年被永久拆除。 《上访》获得夏威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以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