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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这一灾难中到底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官方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相关数字。 金辉的这篇文章旨在希望可以从具体史实和证据出发，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 根据中国权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公开数据，金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死亡人数约为4060万人，这与国外学者的估计大致相符，国外学者估计死亡人数为4500万人。 本文发表于1993年的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文章收录于“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s://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20901a.htm。

许良英是中国知名的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曾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三卷本、1979年）。他年轻时曾被打为右派，晚年追求宪政民主，成为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在他2013年离世后，他儿子许平撰写的回忆文章。

很少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能像[《天安门文件》（中文版译名《中国“六四”真相》）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本书中的政府内部档案来自一位化名“张良”的人，自称是中共高官。该书得到几位著名西方中国问题学者的加持。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目前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翻译和编辑，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夏伟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该书甫一问世就因来历不明而受到批评，张良的匿名身份也更加令人不信服。这些文件既包括之前已流出的政府各部门文件，也有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记录。大多数学者对前者并无异议，但对后者则表现出较大疑虑，有人认为书中有些对话的语气过于矫揉造作，或似乎混入了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内容。  香港著名出版人鲍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尽管文件出处将永远是一个谜团，但这些文献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鲍朴以严谨的态度，通过将这本书中的内容与过去二十年中出版的其他相关书籍进行比照，指出书中文件与其他材料不符之处，对该书的真伪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鲍朴的结论是：《天安门文件》并非中共内部档案，来源可疑，不能用来帮助理解 1989 年 6 月 3-4 日晚的屠杀平民事件。鲍在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末尾写道，这些绝密文件只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不能当作历史的基石。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

至今在中国，始终有人试图否定1960年曾经发生大饥荒，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但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似乎看不到农民抗争的相关记载。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搜集事实，以证明农民反抗的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