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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一书，经近十年保密封存后，于2010年1月17日在香港以及台湾同时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这本书首度公开了赵紫阳录音口述书稿中未发表的30多次谈话，涉及一些重大问题。该书精选了作者拍摄的40多幅珍贵的照片作为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记录了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议题的详尽表述。 购书链接：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58065。

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却成为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的焦点地区。四川省同样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是全国饿死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书名取自毛泽东时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有两首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而写——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本书作者东夫（原名王东渝）出生于川西平原的温江。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员，后来负责经济政策。东夫在四川大跃进期间度过青年时期，当过兵，亲眼目睹了大饥荒。文革期间，他参军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担任记者。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部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利用父亲的人脉关系，采访了很多认识他父亲而且信任他的退休官员。许多人后来都去世了，这使得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得益于他父亲和他本人与该地区的联系，为了写作本书，他还从当地历史档案中收集到大量材料。 本书于 2008 年大饥荒开始 50 周年之际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有些历史学家将大饥荒的时间定为 1958-1962 年，有些则定为 1959-1961 年）。与杨继绳的《墓碑》或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关于大饥荒的宏观论述不同，东夫的著作不是一部学术性的宏观历史，而是对一个地区的饥荒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来揭示那个时代。通过聚焦成都周边的西部平原，作者证明了毛泽东的政策如何破坏了农业生活——即使这个地区是历史上的富饶之地，在正常时期是中国的粮仓。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写作风格。理论家胡平在 2009 年评论此书时指出(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shuwenpingjian/huping-05062009153055.html)，1979 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出版，震动了中国的历史写作——这是一部书写生动的1932年至1972年间的美国历史，展示了历史书写可以是迷人的。胡平认为，东夫的作品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景式的、灵巧的笔法讲述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历史。东夫将高层斗争与普通人的观点以及社会和文化历史交织在一起，他从档案中挖掘出一些颇有说服力的细节，如人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他们为表达痛苦而创作的诙谐顺口溜以及民间习俗。大约同一时期，胡平也在这一地区长大，他写道： “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 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作者辛灏年试图分析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中华民国才代表了中国走向共和之路。本书上卷对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进行辩护及澄清，认为国民党不是中共所称的“反动派”，下卷则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历史展开批判。该书于1999年由美国蓝天出版社（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首印，2012年6月由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再版。

本书于2004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同义，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夹边沟农场是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东北约30公里。1957年这里成为一个劳教农场，在1961年10月被取缔之前，这里曾关押三千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正值大饥荒时期，大多数在农场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因饥饿以及超强负荷的劳动而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夹边沟事件。夹边沟也成为关押被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的象征。 作者邢同义出生于甘肃天水。他自述在年少时目睹一位姓郭的邻居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夹边沟劳教，1961年传来这位邻居在夹边沟饿死的噩耗。他自己在天水市一中上学时，数学老师就是从夹边沟幸存的基督徒李景沆。邢同义后来长期担任甘肃广播电台的记者、副台长，并于1996年到酒泉工作。在那以后，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夹边沟以及周边的一些右派劳改农场，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走访几十位曾经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或者是这些右派的子女，花八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反映右派遭遇的书。 与杨显惠用小说的笔法去描述夹边沟不同，邢同义的叙述以当事人访问以及一手历史资料的引用构成。据邢同义讲述，他参考的史料有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的反右报道等。除了访问夹边沟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他还找到了当时被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资料。书发表之后，还有人陆续给他提供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还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当时唯一在世的农场管理干部。根据罗增福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研究得出结论，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这一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并曾于1993年和1995年两次修订再版，第三次修订版于2007年由香港的开放杂志社出版。书中全面收集了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调查访问了大量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亲友，完整记录了反右运动经过，并分析论述了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关于被划作“右派”的数目，中共当局的统计限于55万人,丁抒分析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与”右派”相关各类帽子的人，大约有120万。

1989 年 3 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江长江》一书，当时正值北京爆发天安门学生抗议活动前。该书促进了这一民主思想的发酵，对三峡大坝决策过程中的技术官僚主义提出了质疑——三峡大坝最终将以防洪和发电的名义在长江上筑坝。该书由记者戴晴编辑，她是著名共产党革命烈士的女儿，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叶剑英的养女。该书对三峡大坝的决策过程提出了质疑——众多科学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认为这一过程并不民主，没有考虑到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 书面世之时，恰逢中国最大的政治会议两会在北京召开，戴晴等人努力将书送到两会代表手中。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戴晴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被抓，监禁于秦城监狱十个月。《长江长江》一书也被检举为“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本书随后即下架，部分印刷本被焚毁。《长江长江》也成为三峡决策过程中的第一本禁书。该书后来被翻译成英文，成为国际上了解三峡工程问题的一本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