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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栋是中国一名出版家。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创办工人出版社，是共产党的宣传喉舌之一。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被打成“反党分子”。1965年，经康生点名，下放到山东成武县，交地方管制达14年。“文化大革命”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亲及两子非正常死亡。 1979年，“右派”改正及彻底平反后，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3年创办《人生》月刊，1984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1985年辞职离休。上述周报、双月刊和网站均被当局停刊关闭。何家栋探讨中国结束专制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写了大量文章。他本人有着60年的“红色出版家”生涯，但却从未有过出版自由，就连他自己的文集也一直没有机会出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未亲眼见到印制成册的文集――那些印好的书遭到中国当局的查抄没收。 文集可于<a href="https://www.fellowspress.com/shop1/p/-4">此处</a>购买。

该书由笑蜀编撰，汇编了中共党媒体发表的各种民主言论，包括1941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史通讯》《人民日报》等发表的短评、讲话、社论等。笑蜀，原名陈敏，中国作家，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和《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书中所选文章有的出自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评论和谈话。这些言论汇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掌权前对民主政治理想的宣扬，也反驳了当下中国主流舆论将民主、分权视为境外势力的流行观点，同时也提供了推行改革的精神资源。 该书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博思出版集团出版，2013年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再版。笑蜀称，该书出版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丁关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其进行了重点批判，该书随后在全国查禁。

本书作者谢幼田曾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1980年代末应邀到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为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本书重点研究了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中共如何利用机会，壮大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取得政权。本书2002年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是一部社会学的专著。阐释了1989年学运的进程，从四个角度解读当时的政经局势——包括国家合法性、生态环境与动员结构、话语和行动模式,以及公共舆论；作者赵鼎新采访了70位当时的运动参与者，又考究了许多鲜为人识的国内文献，理论与实证环环紧扣。 该书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01年度“杰出书籍奖（亚洲及亚裔美国）” 和2002年度“杰出书籍奖（集体行动 / 社会运动）”。 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集了高华生前的部分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和讲课记录等，其中包括他关于革命、内战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与思考、对龙应台、王鼎钧以及毛泽东等人作品的评论，及其访台期间对台湾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观察。除此之外，这本书里还收录了高华的部分讲课记录，涉及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国家历史叙事的生产和民间历史的书写，使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高华的治学理念和方法。 该书于2015年11月高华病逝四周年前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因此受到中宣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处分。

该书作者李玉贞，1997年出版。该书内容全部取自解密的原苏联重要档案，书中205份文件几乎全都是首次发表，揭示了1920～1925年间莫斯科与中国关系的各个层面，以及鲜为人知的内幕。从中可以看到，苏联共产党才是共产国际的真正决策者。该书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苏两国、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莫斯科与中国朝野各派政治势力的复杂关系，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是苏联人。该书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后于2004年3月再版。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包括延安的“鸦片经济”。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

作者辛灏年试图分析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中华民国才代表了中国走向共和之路。本书上卷对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进行辩护及澄清，认为国民党不是中共所称的“反动派”，下卷则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历史展开批判。该书于1999年由美国蓝天出版社（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首印，2012年6月由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