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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香港记者协会”出版，汇总了几十名记者的六四报道。初版于1989年7月发行，在六四20周年再版。

本书是多位作者的合集，其中大部分作者曾任中共高官，例如李锐、萧克等人。通过作者的回忆，可以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反右等以及多起冤案，例如胡风案的细节，有相当的说服力。本书1998年由中国大陆的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

《改革历程》一书是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于2009年5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其英文翻译版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在此前的5月13日出版。根据该书序言所述，1992年，赵紫阳的老部下、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与另一位前任中共高官萧洪达一起，说服软禁中的赵紫阳把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书。

本书收集了北大校友的 25 篇文章，有20位北大毕业生回忆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讲述了他们在北大的所见所闻。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 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购书链接：https://www.amazon.com/Retrospect-Stormy-Days-Chinese-Fook/dp/1683721292/ref=sr_1_4?ie=UTF8&qid=1523033749&sr=8-4&keywords=dixie+w+publishing+corporation

作者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派驻香港的观察员。出版过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铭记天安门》是一篇长文，最早发表于1990年11月的《The Nation》杂志。6月3日夜间到次日凌晨4点，作者在广场周边目睹了镇压的发生，写成此文。

该书作者胡平上世纪70年代末曾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 先后主持民运刊物《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现今旅居美国。此书出版于1992年，主要分析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两章介绍未来如何继续开展民主运动。

1991年7月17日——24日，曾经参加和领导了八九学运、后流亡海外的十七位学生领袖，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一场《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对这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民主运动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本书根据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内容包括：八八年的北大学社热，北大筹委会的建立，北高联的成立；绝食的发起，绝食团的成立，对话团的成立；戒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的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成立；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外地学运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史料。

《还原1957》本书不仅讲述了 1957 年反右运动的历史，也是对这段历史的理论性反思。该书由魏紫丹（原名魏立言）撰写，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中作者讨论了反右运动的哲学问题，中篇则是对这场运动的探源与溯流，下篇面向未来，反思运动带来的历史教训。魏紫丹认为，被打为右派的人为了言论自由而站出来，这场运动因而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场人权灾难。本书还附有十一篇单篇文章，包含了作者对很多不同历史事件的思考。 魏紫丹1933 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曾任安阳中学教师。他本人被打成右派，对这场运动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但与一些个人苦难叙事不同的是，他以更具分析性的眼光切入了这一问题。 晚年移居美国后，魏紫丹继续收集资料，找到了完成本书的自由。本书于2013年由香港五七学社出版。

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清华附中，一所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女及高干子弟开办的中学。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三学生，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核心成员。文革前宋柏林坚持写日记，文革初期也未间断。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认为，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部分很有历史价值，决定把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本书涵盖了从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5月到1968年2月宋柏林的全部日记，另外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这本日记属于来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因此缺乏历史背景说明和脚注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语境。幸运的是，这次出版的日记有骆小海撰写的序言。骆在序中说明了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一些关键事件。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日记的诠释有时并不那么简单。当时的红卫兵很快就受到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人的批评。正如作家胡平在 2007 年对该书的<a href="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_ping-20071112.html">评论</a>中所指出的，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昔日天子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甚至产生一种背叛感。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然而，日记却没有揭示这些。 胡平认为，在那个时代，写日记是参与者证明自己革命热情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在写作时进行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错误”言论被发现后会被用来对付自己，于是“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种个人反思和叙述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一种角度，来理解极权主义恐怖和权力的运作方式。当恐怖和权力渗透进人们的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世界中，即使在写日记这种私人隐私的东西时，个人的语言也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当红卫兵同学动手打同学打老师时，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宋对自己缺乏这样的热情、没有能参与其中表示尴尬，认为自己的阶级情感还不够深——在一个私人空间被公共叙事完全侵占的时代，宋的日记最好被视为展示当时年轻人思想方式的原始文献，而不是个人自我反省的练习。

中国知识分子许良英是一位科学思想史学者，也是一位积极捍卫人权的勇士。他经历过中国最极端的政治风暴，在1977年中国稍微开放后又开始言说。该书收集他在1977-1999年之间的政论，最初由香港明镜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后许良英的家人将其制作成PDF版，希望能在网上流传，让更多读者看到。

在1960年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代，兰州大学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希望以此警醒国人日益加重的灾难，揭露共产党的专制。这份地下刊物仅仅印出两期，就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案，43人因此被捕。本书作者谭蝉雪是《星火》出版中一位关键参与者，后来也是她帮助挽回了《星火》的记忆。谭蝉雪是《星火》创办者张春元的女友，并亲身参与了这份杂志短暂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谭因此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后出狱平反，在酒泉师范学校任教，1982年调职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98年退休后，定居上海。 我们对《星火》这本杂志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谭蝉雪的努力。谭在查看自己的个人资料时，发现了出版的几期《星火》，以及当时被逮捕的人的供词，还有她写给张春元的情书。她拍下了这些材料，后来照片被转成pdf格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流传，并成为相关书籍和电影的灵感来源。 这本书记录了谭蝉雪寻找《星火》的过程，并收录了该杂志的抄本。中国民间档案馆保有《星火》相关的pdf档文件、电影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