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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5个月内全县共饿死者超过12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作者参加《湄潭县志》编纂，阅读了有关史料，整理成本文，再现真实历史，供后人借鉴。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作者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该文是作者就此书出台前后的情况所作介绍。

整顿公社期间，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的一级宣传员 ，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帐，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抱怨：“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

该文作者何学嘉，四川崇庆县高中语文教师，现已退休。他的家乡何家坝，在四川省崇庆县。该县地处都江堰自流灌区，有“天府之国”“上五县”之称。作者忆述了他在大跃进时期亲眼所见。当时，何家坝全村21家130人中，17户人家有人饿死，共死亡32人，另有一人被丢弃，一人被送给他人，死亡者中包括作者自己的父亲。而临村四大队八队，人口死掉一半以上。该文记录部分死难者饿死的情形，并提供了死亡人口名单。

“1961年农历二月间，解散公共食堂，对社员的房屋、猪圈作了赔退，划了自留地，供应了口粮，我们才逐步度过难关。有的说，要是再办几年公社食堂，不晓得还要死多少人。“这是四川营山县一个农民的亲历和口述。

该文取材于梁志远先生的六篇记述文字。梁志远在大饥荒期间担任亳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亳县大饥荒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等几篇，由于事涉敏感，没有公开发表，其中许多材料，都在该文中第一次对外界公布。

广东两阳县,1958年由阳江、阳春两县合并而成。本文叙述两阳县浮夸风和饥荒的来龙去脉。

该文作者的家乡是四川省官田坝四队，他亲历了大饥荒，目睹了一个个乡亲因饥饿而死去。他记录下了人们在大饥荒中为了生存如何挣扎，并记录下一个个被饿死的人的名字，希望后世永远铭记。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据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管中村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本文记录了381名死难者的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共有72人饿死。作者吴永宽亲眼目睹了父亲和乡亲们的死亡。他的儿子吴晔搜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册，读者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小村子里有58％的人被饿死，其中又有63％绝了户。

《长安十日》，发表于2022年1月4日，记录了中国记者江雪在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期间的日常经历。在这篇文章中，江雪描述了西安人民在全城封锁期间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例如医疗资源的短缺。《长安十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了数百万用户的观看，并得到了上千名中国公民的评论和支持。

四通桥抗议者彭立发实施抗议前在ResearchGate平台上发布《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攻略》，这份文件共20个章节，除封面和目录外共21页，是对彭立发个人政治思想的总结，也是他对自己这次行动的解释。 第一章《讨伐国贼抗议攻略》阐明了罢工和罢课的目的，即反对习近平非法连任，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和繁荣。他还提出了抗议的方式：初期去中心化、在社区和大学进行网格化组织、通过信息化和非暴力手段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他设想的抗议方式包括汽车鸣笛、罢工罢课、拉横幅、发传单、烧轮胎、设路障等。 第二章是彭立发创作的打油诗《讨逆习》。 在第三章《致全国同胞的一封信》中，他列举了习近平治下中国社会的退步，联系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权力更替，起义及权变，讨伐了核酸清零政策的压迫性质，并分别号召军人，警察，党员，媒体，失业破产人士，企业家，公务员，大学生，知识分子等全民反抗。彭立发特别强调，要确保军人、警察、武警及政府官员能接收到抗议信息，期望能出现像民国时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将军蔡锷那样的领导人物，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将独裁者赶下台。他写道，“全体同胞们，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如果我们沉默，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成为独裁者的奴隶。为了可以投票竞选，为公平正义，为自由民主，为我们自己，更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让我们来一场新的护国运动。” 第四章《选票万岁歌》呼吁全民选举人大代表和各级官员。该章中有一幅他设计的漫画，画中将核酸检测亭转变为投票站，文字写道：“投票演戏已经做了三年时间，只要把核酸检测台上放一个投票箱即可。” 第五章《我们是谁》列举了中国的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底层民众、灵活就业者、失业大学生、教培职工、低端人口、小微商户、留守儿童等。结尾彭立发写道：“我们需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不需要生活在牢笼。” 第六章和第七章提到他构想的中国共产党自由竞选委员会和中国全民普选委员会，以及这些政治设想的宪法和党章依据。 第八章是彭立发对政府、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科普，他用小区业主与物业的关系来类比公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他写道：“我不会对物业公司感恩戴德，因为我是交物业费的业主，我是他的主人，他是我的仆人。” 接下来的章节中，彭立发详细描述了他对新政府的设想及主要政策诉求，包括取消强制核酸检测、实行“零八宪章”、降低税收、进行国企改革等。他最后引用了身陷囹圄的法律人士许志永的《致习近平》一文，再次表达反对习近平连任的立场。在版权声明中，他鼓励大家广泛转发这篇《攻略》。

王年一是中国国内的文革史专家。他比较早地提出林彪叛逃是受毛泽东逼迫。这在中国长期是被视为禁忌的观点。

本文是《李慎之文集》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详细分析毛泽东为何要“反右”，如何发动“反右”。

艾晓明是一位武汉电影制片人及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这本日记记录了艾晓明在新冠疫情初期（2020年2月至3月）的生活。在这些日记中，艾晓明分享了她（以及众多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以及她对社会与政府的希望和疑问。该作品在些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但还没有正式出版。 全部日记可于此处阅读：https://matters.town/a/rl6kp9jqhtje。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 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夺权成功，占领东北是其中的关键。本书作者杨奎松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本书介绍了中共拿下东北的经过以及当时美苏之间的博弈。看完之后会明白：中共占领东北，苏联的帮忙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