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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关于大饥荒的开创性文章中，作者金辉全面呈现了安徽省凤阳县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历史细节。在文章中，金辉引用了大量一手档案馆材料（主要包括凤阳县党政机关的文件）。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正式出版于《乡村三十年 ──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金辉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否定了大饥荒的官方解释。中共官方历史叙述称大饥荒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并将之归咎于自然因素或中苏分裂后苏联顾问的撤离。金辉撰文论证事实并非如此，他以凤阳的农业中心地带作为个案，用一手史料证明饥荒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并明确归责于毛泽东。 随后，杨继盛的《墓碑》和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其他关于大饥荒的经典著作也证实了金教授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其发表时间，它发表于 20 世纪90年代初。此外，文章由一位重点大学广受认可的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这让它的结论更有分量，同时也让中共拥护者很难宣称这是外国人试图抹黑中国所为。凤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农业中心，作为案例，也让金辉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环江县是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县，居住着多个民族。当地是产粮大县，原本有着丰富的资源。1958年，当地官员迎合大跃进的狂潮，“放卫星” 的次数是全国同类事件中最高的。环江县将粮食产量夸大至实际产量的三倍。为完成高征购，县里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实行饿死人也不开仓救济的政策，结果造成了全县大范围的饥荒。环江县人口大约15万人，预计饿死的农民有5万人左右。 这篇文章用具体数字和历史细节完整描述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粮食卫星是怎样制造的，基层政权如何一步步制造出虚假的粮食数字，而上层领导又是如何助长这样的风气。从中可以看到大跃进政策的具体发生过程，对了解当时基层政权的运作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作者陈峰，出生于1962年。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的三家大队黄四冲。据他的记录，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亲人和亲戚，大家族里不完全统计，饿死57人。

甘肃镇原县早在1957年就出现饿死人的状况，但当局认为粮食问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捣乱，并制造特大冤案，全县至少有1650人受到株连。本文由中共镇原党史办公室发表于《百年潮》杂志。本站转载自“大饥荒档案”网站。

70余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ＡＢ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高华此文要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何要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发起“打ＡＢ团”？毛为大清洗寻找的依据是什么？大恐怖与建立新社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毛在掌握中共实权后不再采用“打ＡＢ团”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及随后进行的大抓捕、大清查，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六四受害者，包括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殘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在六四2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民间恢复历史真相、重建历史记忆努力的一部分，这一报告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受难和20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并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1959-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这一灾难中到底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官方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相关数字。 金辉的这篇文章旨在希望可以从具体史实和证据出发，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 根据中国权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公开数据，金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死亡人数约为4060万人，这与国外学者的估计大致相符，国外学者估计死亡人数为4500万人。 本文发表于1993年的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文章收录于“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s://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20901a.htm。

很少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能像[《天安门文件》（中文版译名《中国“六四”真相》）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本书中的政府内部档案来自一位化名“张良”的人，自称是中共高官。该书得到几位著名西方中国问题学者的加持。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目前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翻译和编辑，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夏伟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该书甫一问世就因来历不明而受到批评，张良的匿名身份也更加令人不信服。这些文件既包括之前已流出的政府各部门文件，也有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记录。大多数学者对前者并无异议，但对后者则表现出较大疑虑，有人认为书中有些对话的语气过于矫揉造作，或似乎混入了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内容。  香港著名出版人鲍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尽管文件出处将永远是一个谜团，但这些文献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鲍朴以严谨的态度，通过将这本书中的内容与过去二十年中出版的其他相关书籍进行比照，指出书中文件与其他材料不符之处，对该书的真伪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鲍朴的结论是：《天安门文件》并非中共内部档案，来源可疑，不能用来帮助理解 1989 年 6 月 3-4 日晚的屠杀平民事件。鲍在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末尾写道，这些绝密文件只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不能当作历史的基石。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

至今在中国，始终有人试图否定1960年曾经发生大饥荒，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但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似乎看不到农民抗争的相关记载。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搜集事实，以证明农民反抗的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5个月内全县共饿死者超过12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作者参加《湄潭县志》编纂，阅读了有关史料，整理成本文，再现真实历史，供后人借鉴。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作者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该文是作者就此书出台前后的情况所作介绍。

整顿公社期间，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的一级宣传员 ，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帐，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抱怨：“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

该文作者何学嘉，四川崇庆县高中语文教师，现已退休。他的家乡何家坝，在四川省崇庆县。该县地处都江堰自流灌区，有“天府之国”“上五县”之称。作者忆述了他在大跃进时期亲眼所见。当时，何家坝全村21家130人中，17户人家有人饿死，共死亡32人，另有一人被丢弃，一人被送给他人，死亡者中包括作者自己的父亲。而临村四大队八队，人口死掉一半以上。该文记录部分死难者饿死的情形，并提供了死亡人口名单。

“1961年农历二月间，解散公共食堂，对社员的房屋、猪圈作了赔退，划了自留地，供应了口粮，我们才逐步度过难关。有的说，要是再办几年公社食堂，不晓得还要死多少人。“这是四川营山县一个农民的亲历和口述。

该文取材于梁志远先生的六篇记述文字。梁志远在大饥荒期间担任亳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亳县大饥荒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等几篇，由于事涉敏感，没有公开发表，其中许多材料，都在该文中第一次对外界公布。

广东两阳县,1958年由阳江、阳春两县合并而成。本文叙述两阳县浮夸风和饥荒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