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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多位作者的合集，其中大部分作者曾任中共高官，例如李锐、萧克等人。通过作者的回忆，可以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反右等以及多起冤案，例如胡风案的细节，有相当的说服力。本书1998年由中国大陆的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

本书汇集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各种社会人物——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既有高高在上的实权派，也有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在此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整理和研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 34766 人的死亡档案，从这样一个特殊的也是血淋淋的角度，来剖析我们民族的那场浩劫。本书于1993年由大陆的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本书力图通过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以揭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及文革前后变迁的趋势等等。本书作者徐友渔为红卫兵的同龄人,通过大量访问、文献调研积累了有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基于口述资料和个案调研以分析红卫兵心态形成的研究还很少见。因此本书对这方面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书于199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集了北大校友的 25 篇文章，有20位北大毕业生回忆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讲述了他们在北大的所见所闻。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 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购书链接：https://www.amazon.com/Retrospect-Stormy-Days-Chinese-Fook/dp/1683721292/ref=sr_1_4?ie=UTF8&qid=1523033749&sr=8-4&keywords=dixie+w+publishing+corporation

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文革。而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本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历史。

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清华附中，一所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女及高干子弟开办的中学。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三学生，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核心成员。文革前宋柏林坚持写日记，文革初期也未间断。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认为，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部分很有历史价值，决定把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本书涵盖了从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5月到1968年2月宋柏林的全部日记，另外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这本日记属于来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因此缺乏历史背景说明和脚注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语境。幸运的是，这次出版的日记有骆小海撰写的序言。骆在序中说明了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一些关键事件。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日记的诠释有时并不那么简单。当时的红卫兵很快就受到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人的批评。正如作家胡平在 2007 年对该书的<a href="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_ping-20071112.html">评论</a>中所指出的，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昔日天子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甚至产生一种背叛感。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然而，日记却没有揭示这些。 胡平认为，在那个时代，写日记是参与者证明自己革命热情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在写作时进行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错误”言论被发现后会被用来对付自己，于是“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种个人反思和叙述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一种角度，来理解极权主义恐怖和权力的运作方式。当恐怖和权力渗透进人们的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世界中，即使在写日记这种私人隐私的东西时，个人的语言也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当红卫兵同学动手打同学打老师时，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宋对自己缺乏这样的热情、没有能参与其中表示尴尬，认为自己的阶级情感还不够深——在一个私人空间被公共叙事完全侵占的时代，宋的日记最好被视为展示当时年轻人思想方式的原始文献，而不是个人自我反省的练习。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由卜伟华执笔。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卜伟华本人属于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之一。文革结束后，他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并是中国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之一。他在发表过的文章中自称对文革前期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不仅了如指掌，同时对自己亲历的这场浩劫有着深刻反思。本卷中，作者依据大量史料通过重要事件清晰地串连出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全景与发展过程。

在1960年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代，兰州大学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希望以此警醒国人日益加重的灾难，揭露共产党的专制。这份地下刊物仅仅印出两期，就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案，43人因此被捕。本书作者谭蝉雪是《星火》出版中一位关键参与者，后来也是她帮助挽回了《星火》的记忆。谭蝉雪是《星火》创办者张春元的女友，并亲身参与了这份杂志短暂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谭因此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后出狱平反，在酒泉师范学校任教，1982年调职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98年退休后，定居上海。 我们对《星火》这本杂志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谭蝉雪的努力。谭在查看自己的个人资料时，发现了出版的几期《星火》，以及当时被逮捕的人的供词，还有她写给张春元的情书。她拍下了这些材料，后来照片被转成pdf格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流传，并成为相关书籍和电影的灵感来源。 这本书记录了谭蝉雪寻找《星火》的过程，并收录了该杂志的抄本。中国民间档案馆保有《星火》相关的pdf档文件、电影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副本。

该书作者严家其和高皋是一对夫妻。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严家其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曾参与赵紫阳总理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夫妻俩在“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1986年天津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很多人都是从此书开始对“文革史”形成全面了解。

本书作者王年一（1932年—2007年9月13日），文革史专家。对文革发动的原因，来龙去脉都有清晰的梳理，被誉为中国国内文革研究的先驱。据启之回忆，王年一曾编著《文革大事记》《文革第一年》《文革大辞典》《文革杂谈》《文革研究资料》，在中国都无处出版。

本书是介绍中国两位经济学家薛明剑和孙冶方兄弟的一本著作。薛明剑（1895-1980，原名薛萼培，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后改名，“明剑”意指“剑除满清，为朱明报复”）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经济学的创始人，现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民间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学者”（作者自序）。他曾任中华民国国大代表、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及民选立法委员。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因作为地下共产党员遭逮捕获释后为安全而改名）则是共产党员，1949年后中国的重要经济学家，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改革开放后再度受到重视。 作者讲述了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同时指出即使身处不同的政治壁垒，两人对于民生(人道)的关注与实践其实殊途同归。 本书 2009 年在中国三联书店出版社首次出版，2014年中国经济出版社拟再版，但签订再版合同后却因审查而未果。本站上传的版本为2023年在博登书屋出版的版本。

本书作者吴越，曾任多家媒体编辑（包括语文出版社）。本书作为吴越的回忆录，再现了作者在不同社会境况下的个人命运浮沉，折射出在反右、文革的特殊年代，被政治浪潮裹挟的一代知识人的坎坷和无奈。书中作者讲述了特殊政治环境里个体的婚姻与恋爱，剖析了政治劳教制度的畸形和荒诞，及其对人性的冲击。 购书链接：https://www.amazon.com/%E4%BC%A0%E5%A5%87%E4%BD%9C%E5%AE%B6%E7%9A%84%E4%BC%A0%E5%A5%87%E5%A9%9A%E6%81%8B/dp/B00U5Q1DYQ。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8年到1980年间，先后有1700中国城市青年被遣送到农村。这是一场有组织的人口迁移，也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被命名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一代中国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也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的这本书，揭示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也探讨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印记，以及它所处的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