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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文革。而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本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历史。

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清华附中，一所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女及高干子弟开办的中学。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三学生，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核心成员。文革前宋柏林坚持写日记，文革初期也未间断。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认为，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部分很有历史价值，决定把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本书涵盖了从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5月到1968年2月宋柏林的全部日记，另外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这本日记属于来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因此缺乏历史背景说明和脚注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语境。幸运的是，这次出版的日记有骆小海撰写的序言。骆在序中说明了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一些关键事件。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日记的诠释有时并不那么简单。当时的红卫兵很快就受到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人的批评。正如作家胡平在 2007 年对该书的<a href="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_ping-20071112.html">评论</a>中所指出的，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昔日天子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甚至产生一种背叛感。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然而，日记却没有揭示这些。 胡平认为，在那个时代，写日记是参与者证明自己革命热情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在写作时进行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错误”言论被发现后会被用来对付自己，于是“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种个人反思和叙述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一种角度，来理解极权主义恐怖和权力的运作方式。当恐怖和权力渗透进人们的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世界中，即使在写日记这种私人隐私的东西时，个人的语言也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当红卫兵同学动手打同学打老师时，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宋对自己缺乏这样的热情、没有能参与其中表示尴尬，认为自己的阶级情感还不够深——在一个私人空间被公共叙事完全侵占的时代，宋的日记最好被视为展示当时年轻人思想方式的原始文献，而不是个人自我反省的练习。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由卜伟华执笔。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卜伟华本人属于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之一。文革结束后，他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并是中国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之一。他在发表过的文章中自称对文革前期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不仅了如指掌，同时对自己亲历的这场浩劫有着深刻反思。本卷中，作者依据大量史料通过重要事件清晰地串连出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全景与发展过程。

在1960年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代，兰州大学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希望以此警醒国人日益加重的灾难，揭露共产党的专制。这份地下刊物仅仅印出两期，就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案，43人因此被捕。本书作者谭蝉雪是《星火》出版中一位关键参与者，后来也是她帮助挽回了《星火》的记忆。谭蝉雪是《星火》创办者张春元的女友，并亲身参与了这份杂志短暂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谭因此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后出狱平反，在酒泉师范学校任教，1982年调职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98年退休后，定居上海。 我们对《星火》这本杂志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谭蝉雪的努力。谭在查看自己的个人资料时，发现了出版的几期《星火》，以及当时被逮捕的人的供词，还有她写给张春元的情书。她拍下了这些材料，后来照片被转成pdf格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流传，并成为相关书籍和电影的灵感来源。 这本书记录了谭蝉雪寻找《星火》的过程，并收录了该杂志的抄本。中国民间档案馆保有《星火》相关的pdf档文件、电影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副本。

该书作者严家其和高皋是一对夫妻。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严家其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曾参与赵紫阳总理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夫妻俩在“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1986年天津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很多人都是从此书开始对“文革史”形成全面了解。

本书作者王年一（1932年—2007年9月13日），文革史专家。对文革发动的原因，来龙去脉都有清晰的梳理，被誉为中国国内文革研究的先驱。据启之回忆，王年一曾编著《文革大事记》《文革第一年》《文革大辞典》《文革杂谈》《文革研究资料》，在中国都无处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8年到1980年间，先后有1700中国城市青年被遣送到农村。这是一场有组织的人口迁移，也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被命名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一代中国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也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的这本书，揭示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也探讨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印记，以及它所处的历史位置。

作者唐德刚是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擅长口述历史。后半生定居美国，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在历史学方面，提出【历史三峡论】，将四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民治”三大阶段。此书原名《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在大陆发行时改用《新中国三十年》。

本书作者王凌云女士是“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的母亲。她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天安门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工作数十年。这部回忆录于2021年在台湾出版，作者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 此处为本书购买链接：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27316268198577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