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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代，兰州大学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希望以此警醒国人日益加重的灾难，揭露共产党的专制。这份地下刊物仅仅印出两期，就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案，43人因此被捕。本书作者谭蝉雪是《星火》出版中一位关键参与者，后来也是她帮助挽回了《星火》的记忆。谭蝉雪是《星火》创办者张春元的女友，并亲身参与了这份杂志短暂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谭因此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后出狱平反，在酒泉师范学校任教，1982年调职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98年退休后，定居上海。 我们对《星火》这本杂志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谭蝉雪的努力。谭在查看自己的个人资料时，发现了出版的几期《星火》，以及当时被逮捕的人的供词，还有她写给张春元的情书。她拍下了这些材料，后来照片被转成pdf格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流传，并成为相关书籍和电影的灵感来源。 这本书记录了谭蝉雪寻找《星火》的过程，并收录了该杂志的抄本。中国民间档案馆保有《星火》相关的pdf档文件、电影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副本。

该书全面记录和分析了反右运动。作者朱正出生于1931年，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鲁迅研究专家。他在1957年时被划为右派，亲身经历了整场反右运动。该书参考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大量资料，加上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内容翔实可靠，同时提供了一些新发现。书名《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副标题中的“两家争鸣”出自《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原话是：“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意味着毛泽东承诺的思想多样性的终结。 该书在199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是中国最早正式出版的反右研究著作之一。

1957年开始的中国反右运动，以整顿知识分子开始，随即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饥荒一系列的灾难。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宗旨是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历史资料。五七学社的负责人是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作家武宜三。本书作者申渊也是当年的右派，对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做了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并试图回答一些未解的谜题。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因卷入地下杂志《星火》一案，1960年10月被捕入狱。1962年初保外就医，同年12月再次被捕入狱。1965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为死刑，当天执行，逝世时年仅36岁。此书是纪念林昭的文章合集，汇总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族的作家、学者、普通公民写就的纪念林昭的六十多篇文章。

作者唐德刚是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擅长口述历史。后半生定居美国，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在历史学方面，提出【历史三峡论】，将四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民治”三大阶段。此书原名《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在大陆发行时改用《新中国三十年》。

本书作者王凌云女士是“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的母亲。她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天安门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工作数十年。这部回忆录于2021年在台湾出版，作者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 此处为本书购买链接：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273162681985770003

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却成为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的焦点地区。四川省同样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是全国饿死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书名取自毛泽东时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有两首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而写——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本书作者东夫（原名王东渝）出生于川西平原的温江。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员，后来负责经济政策。东夫在四川大跃进期间度过青年时期，当过兵，亲眼目睹了大饥荒。文革期间，他参军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担任记者。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部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利用父亲的人脉关系，采访了很多认识他父亲而且信任他的退休官员。许多人后来都去世了，这使得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得益于他父亲和他本人与该地区的联系，为了写作本书，他还从当地历史档案中收集到大量材料。 本书于 2008 年大饥荒开始 50 周年之际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有些历史学家将大饥荒的时间定为 1958-1962 年，有些则定为 1959-1961 年）。与杨继绳的《墓碑》或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关于大饥荒的宏观论述不同，东夫的著作不是一部学术性的宏观历史，而是对一个地区的饥荒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来揭示那个时代。通过聚焦成都周边的西部平原，作者证明了毛泽东的政策如何破坏了农业生活——即使这个地区是历史上的富饶之地，在正常时期是中国的粮仓。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写作风格。理论家胡平在 2009 年评论此书时指出(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shuwenpingjian/huping-05062009153055.html)，1979 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出版，震动了中国的历史写作——这是一部书写生动的1932年至1972年间的美国历史，展示了历史书写可以是迷人的。胡平认为，东夫的作品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景式的、灵巧的笔法讲述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历史。东夫将高层斗争与普通人的观点以及社会和文化历史交织在一起，他从档案中挖掘出一些颇有说服力的细节，如人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他们为表达痛苦而创作的诙谐顺口溜以及民间习俗。大约同一时期，胡平也在这一地区长大，他写道： “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 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本书于2004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同义，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夹边沟农场是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东北约30公里。1957年这里成为一个劳教农场，在1961年10月被取缔之前，这里曾关押三千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正值大饥荒时期，大多数在农场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因饥饿以及超强负荷的劳动而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夹边沟事件。夹边沟也成为关押被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的象征。 作者邢同义出生于甘肃天水。他自述在年少时目睹一位姓郭的邻居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夹边沟劳教，1961年传来这位邻居在夹边沟饿死的噩耗。他自己在天水市一中上学时，数学老师就是从夹边沟幸存的基督徒李景沆。邢同义后来长期担任甘肃广播电台的记者、副台长，并于1996年到酒泉工作。在那以后，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夹边沟以及周边的一些右派劳改农场，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走访几十位曾经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或者是这些右派的子女，花八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反映右派遭遇的书。 与杨显惠用小说的笔法去描述夹边沟不同，邢同义的叙述以当事人访问以及一手历史资料的引用构成。据邢同义讲述，他参考的史料有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的反右报道等。除了访问夹边沟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他还找到了当时被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资料。书发表之后，还有人陆续给他提供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还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当时唯一在世的农场管理干部。根据罗增福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研究得出结论，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这一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并曾于1993年和1995年两次修订再版，第三次修订版于2007年由香港的开放杂志社出版。书中全面收集了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调查访问了大量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亲友，完整记录了反右运动经过，并分析论述了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关于被划作“右派”的数目，中共当局的统计限于55万人,丁抒分析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与”右派”相关各类帽子的人，大约有1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