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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关于大饥荒的开创性文章中，作者金辉全面呈现了安徽省凤阳县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历史细节。在文章中，金辉引用了大量一手档案馆材料（主要包括凤阳县党政机关的文件）。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正式出版于《乡村三十年 ──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金辉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否定了大饥荒的官方解释。中共官方历史叙述称大饥荒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并将之归咎于自然因素或中苏分裂后苏联顾问的撤离。金辉撰文论证事实并非如此，他以凤阳的农业中心地带作为个案，用一手史料证明饥荒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并明确归责于毛泽东。 随后，杨继盛的《墓碑》和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其他关于大饥荒的经典著作也证实了金教授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其发表时间，它发表于 20 世纪90年代初。此外，文章由一位重点大学广受认可的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这让它的结论更有分量，同时也让中共拥护者很难宣称这是外国人试图抹黑中国所为。凤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农业中心，作为案例，也让金辉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本文作者陈峰，出生于1962年。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的三家大队黄四冲。据他的记录，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亲人和亲戚，大家族里不完全统计，饿死57人。

甘肃镇原县早在1957年就出现饿死人的状况，但当局认为粮食问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捣乱，并制造特大冤案，全县至少有1650人受到株连。本文由中共镇原党史办公室发表于《百年潮》杂志。本站转载自“大饥荒档案”网站。

《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是林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她选择在1965年7月14日起笔书写，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一天。林昭用五个月完成了这封长达 137 页的信。文章用墨水写成，林昭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盖了一个 "昭 "字印章。信写完的同一年，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同日执行枪决，时年 36 岁。 这篇14万字的文章全面表达了林昭的政治信仰。关于她的抗争目标，她写道： “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 “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关于抗争手段，虽然坚定战斗的信念，对于是否使用暴力，她的态度则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 学者艾晓明特别对林昭信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作了分析。林昭在信中不仅陈述了女犯与男犯不同的性别经验，对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也有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林昭特别提到自己的行动“大多源于直觉——感性，而非理性”。艾晓明指出，女性主义理论意识到重理性轻情感的父权制根源，并且父权制极权就是通过排斥感情将人变成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其实正是反极权的能量。更多分析请参见<a href="https://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5.html">艾晓明的《林昭遗稿研究之一：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a>。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