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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通过大量的文革绘画展示了文革时的官方美学，以及这些绘画背后的血腥暴力与专制。本片采访了当年的画家、红卫兵以及今天中国和英国的收藏者、研究者。

1950年代末，数十万中国人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来自云南昆明的200名教师、学生和干部。1957年，他们被送到位于云南弥勒市的国营东风农场，在农村进行了21年的思想改造。这些囚犯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在农村，他们参与了森林砍伐、农业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导致了 19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从城市知青下乡的年轻人来到了他们的营地，与他们一起劳工。 1978年，这些“右派”人士终于平反并获准离开弥勒市。 通过那些被迫害和流放的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导演胡杰收集了数十个与国营东风农场囚犯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讲述了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这些受访者的亲身经验和记忆不仅揭示了这200名“右派”人士在国营东风农场的生活，也展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及后果。

1970年1月27日，北京一所幼儿园的清洁工王佩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然后和另外十几名政治犯一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由于王佩英宁死不屈，在刑车上呼喊口号而被勒死在刑车中。四十年后，她的女儿可心，带着疑问，开始寻访母亲的故事。通过母亲的同事、难友和专案组等人员的讲述，渐次发现了母亲“现行反革命”的经历。王佩英为了守护良知，选择站出来捍卫尊严与自由说出真相，而甘愿经受残暴酷刑的折磨。纪录片反映了文革的残酷，以及对人的摧残。

本片采访了当年的画家、红卫兵以及今天中国和英国的收藏者、研究者，力图呈现文革宣传画的产生、流传及影响。在片中讲述个人故事的有：《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刘春华、广州画家李醒韬、广州老红卫兵周继能等。北京、广州的美术馆主持人、美术评论家、当年将中国宣传画带去英国的记者、教授、研究者等，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对文革美术的理解。

该片拍摄于云南山区一个叫麦地冲的村庄。这里居住着一群信仰基督教的苗族人。100年前，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这里，创造了苗文，并把信仰、教育和医疗带给了苗族。该片讲述了这段历史，以及他们的信仰之路如何在文革期间遭受残酷的压制，也呈现了在今天的环境下，他们面临的挑战。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批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也被送到甘肃的武山和天水农村，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出于对当局作为的震惊和愤怒，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出版了一份地下杂志《星火》，揭露大饥荒实情、批判当局的专制独裁。《星火》第一期于1960 年出版，包括九篇文章和一首长诗，揭示了大饥荒惨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许多参与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人就遭到当局逮捕。《星火》一些主要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也都被判处重刑。 导演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听说了《星火》杂志，于是开始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影像资料的稀缺，胡杰参考了很多档案。对此，胡杰在一次<a href="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5/cc25hujie/">采访</a>中说道：“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胡杰赴武山、天水、兰州等地采访了幸存的《星火》成员、受难成员家属、以及当地农民等。受访者的讲述与《星火》中的文字穿插出现，观众由此得以了解当年这批学生为何决定创办《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残酷暴政的威胁下通过行动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火种。 该片曾获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评审团特别奖、亚洲竞赛单元优秀奖，以及北京独立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50多岁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被打死的当晚，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邓榕讲卞的死讯告诉她的丈夫，并指示不能讲卞是被打死的，只能讲她患有高血压，系因病死亡。这一事件最终没有任何人受到刑事追责。 请关注独立导演胡杰的<a href="https://www.youtube.com/@jiehu6613">YouTube频道</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