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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Bao Pu
创作者:Wu Yisan
创作者:Dai Xia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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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
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央苏区展开肃清AB团(Anti-Bolshevik League,中国国民党在江西成立的反共团体)的运动,700 多名军官被处决。1930年12月红军内部在富田发生兵变,史称富田事变。此后,肃反运动蔓延到中国各地,导致7 万人被处决。这场肃反运动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 年之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最早和最重要的肃反运动之一。 最早关注富田事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教授。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开始就此事发表文章。八十年代初,戴向青将自己的文章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萧克,富田事变的研究由此引起中央高层注意,中共党史研究机关开始派人到湖南、江西调查搜集材料。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目前对此事还没有官方定论。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罗惠兰,1979年从事党史资料研究工作,1986年于江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理论班毕业,现为该校讲师。两位作者通过考察大量收藏于官方档案馆的史料,对富田事变做了完整的考证,包括AB团的产生、灭亡,以及中国共产党肃清AB团的起因、经历及富田事变的发生与结局。本书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书目之一,历史学家杨奎松在其党史研究著作中多次提及此书。作为官方认可的党史研究书目,本书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突破之处,但因为史料详实,对于了解这一历史事件来说,其资料索引尤为宝贵。 本书于1994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书
武宜三作品集(1)
作家武宜三是香港五七学社创办人。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学社宗旨为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资料和文献,并进行传播与出版,尽力还原和呈现反右运动这一段严酷迫害整治知识分子的历史真相。多年来,武宜三呕心沥血整理出反右受害者名录,编成《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词典》,由其任总编辑的五七学社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五七右派列传》一书。 本书是他的政论文集之一。该文集主要包含50多篇他于2004-2009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政论文章,从历史、时事、文化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批判。
图书
武宜三作品集(2)
作家武宜三是香港五七学社创办人。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学社宗旨为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资料和文献,并进行传播与出版,尽力还原和呈现反右运动这一段严酷迫害整治知识分子的历史真相。多年来,武宜三呕心沥血整理出反右受害者名录,编成《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词典》,由其任总编辑的五七学社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五七右派列传》和《新编五七右派列传》等书。 本书是他的政论文集,包含近百篇他于1999-2017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政论文章和活动发言等,主要包括历史和时事分析,侧重对受迫害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者的介绍与评论。这些人往往被当局称作“汉奸”,而武宜三认为中共才是真正意义上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武宜三的另一本文集《陈毅是个好同志吗》也收录于本档案馆。
图书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据估计,反右运动(11957-1959 年)中受迫害的人数在 46 万到 140 万之间。该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它有效地压制了毛泽东时代的独立知识分子思想,为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灾难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武宜三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这场运动中受害者的生活。他统计的受害者名单中共有 33,000 个条目,虽然远不及完整数目,但这些条目给这场前所未有的悲剧提供了人性的视角。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中,包括了钱钟书的故事——20 世纪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被打为右派,但在公开受辱之前就去世了。钱钟书和他的姐夫石声淮被迫参加群众大会,代替钱基博接受批判。在批判大会中,他们被要求手持死者的灵牌。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录在这本辞典中。 这本辞典最初以光盘形式出版,武先生向中国民间档案馆提供了文字版,我们会将文字档制作成可搜索的 PDF 格式后上传至本站。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由人文资料出版中心出版,并得到华盛顿劳改研究基金会资助。
图书
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六四日记》由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之子鲍朴推出。以一份据称李鹏在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的日记手稿而成书,新世纪出版社原订于2010年6月22日在香港出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李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日记内容由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为止。鲍朴表示除了把日记由原本的简体字转为繁体字以外,书中内文“不加,不减,也不会改”。此书后在美国出版。
文章
关于《天安门文件》真伪的新证据
很少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能像[《天安门文件》(中文版译名《中国“六四”真相》)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本书中的政府内部档案来自一位化名“张良”的人,自称是中共高官。该书得到几位著名西方中国问题学者的加持。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目前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翻译和编辑,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夏伟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该书甫一问世就因来历不明而受到批评,张良的匿名身份也更加令人不信服。这些文件既包括之前已流出的政府各部门文件,也有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记录。大多数学者对前者并无异议,但对后者则表现出较大疑虑,有人认为书中有些对话的语气过于矫揉造作,或似乎混入了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内容。 香港著名出版人鲍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尽管文件出处将永远是一个谜团,但这些文献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鲍朴以严谨的态度,通过将这本书中的内容与过去二十年中出版的其他相关书籍进行比照,指出书中文件与其他材料不符之处,对该书的真伪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鲍朴的结论是:《天安门文件》并非中共内部档案,来源可疑,不能用来帮助理解 1989 年 6 月 3-4 日晚的屠杀平民事件。鲍在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末尾写道,这些绝密文件只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不能当作历史的基石。